块状经济是如何长大的——省管县财政体制是浙江块状经济发达重要秘密武器

　　改革开放后，作为全国唯一保留新中国成立之初省管县财政体制的省份，浙江通过继承创新，有力促进了经济发展：多年来，浙江占据全国“百强县”近1/3席位，保持了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25年排名全国第一的纪录。专家认为，省管县财政体制正是浙江块状经济和民营经济发达的重要“秘密武器”。

　　值得注意的是，在浙江，财政省管县模式并非一条单兵突进路线。与此配套的行政大权层层下放，有效解决了行政“市管县”的矛盾，并拥有了法律上的合法性。

　　财政“放水养鱼”，今年上半年仅诸暨市环保产业就争取到3000多万元省级资金。

　　“省管县财政体制激励着市县不断做大地方财政‘蛋糕’。”诸暨市财政局副局长周国新说。

　　据统计，诸暨地方财政收入，由1994年的1.26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22.75亿元，14年间增长了17倍，年均递增24.9％，在全省县（市）级的位次，由1994年的第八位上升到第五位。作为浙江块状经济的代表地区之一，诸暨凭一县之域，拥有店口五金、大唐袜业、山下湖珍珠等十大知名块状经济。仅店口镇就有工业企业3900多家，其中2家进入中国企业500强。

　　周国新认为，如此发达的块状经济，是“省管县财政体制孵化出来的产物”。最基本的，省管县体制使得县里能直接进省争取项目资金，这使得块状经济得到了省里的不少直接扶持。去年诸暨的越美集团取得浙江省对纺织资金的2900万支持金额，今年走出去办纺织园区的达亨集团又争取到了2400多万。服务业、环保产业、科技型企业，转型升级、节能减排、循环经济……只要是符合产业导向的推荐项目，省里认为有带动示范作用，都能给予一定资金扶持。今年上半年，仅诸暨的环保产业，已经争取资金3000多万。

　　除了为本地块状经济的龙头企业跑项目、跑资金，对更多星罗棋布的大小企业来说，财政“放水养鱼”，成为对他们隐秘而有力的支持。为扶持块状经济的健康成长，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先做强做大，这已经成为浙江包括诸暨的普遍经验。

　　县域经济相对重要性不断加强，浙江成为全国唯一保留省管县财政体制的省份。

　　其实，省管县财政体制并非浙江新创，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实行这种财政体制。上世纪80年代开始，行政体制从“省管县”逐渐转为“市管县”。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后，“省管县”财政逐渐被“省管市—市管县”模式取代。

　　浙江省财政体制上没有采取“省市县”三级模式，成为全国唯一保留省管县财政体制的省份。因为此前一些县试点分税制后，权力和税收上收，县一级财力被大大削弱；而事权下移的事实未变，基层政府的财力捉襟见肘，宏观调控力减弱。

　　“1993年，浙江财政非常困难，不仅47个市、县出现赤字，连省会杭州都要每月借钱才能发放工资。最困难时，省级机关发工资也得四处筹措。1994年，浙江省财政厅对17个贫困县按原体制增补5500万元，结果还是出现1.22亿元的赤字。”时任财政厅厅长的翁礼华回忆说。

　　当时的另一个现实却是，经过10多年的改革开放，浙江的县域经济已经初具规模，特色鲜明的“块状经济”雏形已备——1993年，30多个发达县市的财政，已占全省财政收入总量的70%。

　　“以‘块’（即县和镇）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意味着县域经济和镇域经济的相对重要性不断加强，同时对独立性的要求也在不断增强，这是浙江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的基础和最根本原因。”浙江财经学院教授钟晓敏认为。

　　有了增加财政的积极性，很多市县“集中力量把一锅水烧开”发展特色产业。

　　孵化出特色鲜明、实力雄厚的块状经济的县财省管体制，没有停止探索创新的脚步。

　　1995年，浙江对贫困地区试行 “两保两挂”政策。“两保”是约束机制：确保当年收支平衡和确保完成政府职责。“两挂”是激励措施：“一挂”给县级财政的补助水涨船高，按1∶0.5的比例增长，“二挂”地方收入增长的5%作为个人奖励。

　　据统计，1995年当年，浙江实现财政平衡无赤字，这在当时属全国唯一。1995年，实行“两保两挂”的17个县，财政收入比上年递增34%，不仅县县收支平衡，还有结余。国家级贫困县温州文成县财政收入当年竟增长了125%，次年仍递增75%，堪称奇迹。

　　不断创新的省管县财政体制，最终促进了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财政收入规模不断扩大。有了增加财政的积极性后，很多有产业基础的市县选择了“集中力量把一锅水烧开”，集一县之生产要素发展特色产业。如今，浙江省不但占据全国“百强县”近1/3的席位，并创造了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25年全国第一的奇迹。

　　值得注意的是，块状经济乃至浙江整个经济的发展，不仅依靠于财政制度创新发展。单兵突进的财政政策激发了各县政府的积极性，但无法解决经济发展中生产关系配套的问题。基本同步进行的一轮轮“强县扩权”，降低行政成本、提高管理效率，这才是解开束缚发展的要害所在。

　　2008年底，浙江省第五次提出“扩权强县”，这距离1992年的首轮，已经过去17年。前四轮，浙江放权对象主要是经济相对发达市县，这些自主发展的权力配套自身的发展基础和调配资源优势，使得扩权的县域经济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第五轮改革中，浙江再次把原来很多属于地市甚至省一级的管理权限下放给了全省所有市县，目的是加强县级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此外，浙江对义乌进行了单独试点，除了一些规划管理，资源配置等重大社会管理权限以外，义乌具备了地级市政府所具有的所有的权限，成为“中国权力最大的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