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09年12月，我国已在8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传播中华文化的554个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

    2010年1月4日《文汇报》报道，美国留学中国的人数10年増长6倍，2008年世界各国到中国留学的人数达20万。奥巴马提出美国将在未来4年送10万名美国青年到中国留学。美国大专院校每天平均有超过51500名学生在学中文。2008年哥伦比亚大学成立“全球中国连接”，哈佛、耶鲁、康耐尔大学、牛津大学等40多所全球顶尖名校纷纷设立分部。

    作为现代新儒家学派的新生代学人，杜维明在对外传播中国文化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1928年以来，号称百年以来，杜维明是哈佛东亚系的第一个华人系主任。有的时候，一个人就改变一个格局。

    后来，不久前，北京大学成立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叫：杜维明。

    传播中国文化的“空中飞人”

    他随身带的黑包上贴满了航空标签。后来知道，他坐飞机太多，航空公司给他优惠，买一般机票可以坐头等舱，而且只要旁边没人，可以给他一人三个座位。他经常把课排在星期一到星期四。星期四上完课就直奔机场，星期一常常从机场直奔教室。

    不论如何地疲劳奔波，只要一讲学术，就焕发起来，好像不是刚刚下飞机风尘仆仆，而是刚刚在沐浴间冲洗个痛快淋漓。各个不同的听者，都会觉得他讲的与自己相关——尽管他大都在讲两千多年前的孔孟，或者一千多年前的程朱，尽管听者大都是美国现代青年。
 
    哈佛的核心课程中，有一些是博士生必修的通识教育课。原先杜维明先生讲授的大都是西方课程，大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他向校方提出要开一门儒家伦理的课程。校方怀疑这样的中国课程，能不能讲下去——也就是学生能不能听下去？

    杜维明开始在普通教室讲儒家伦理，后来学生太多，改在梯形教室上课。学生又坐不下了，改到礼堂上课。又坐不下了，改到哈佛最大的山得斯（Sanders）剧院讲课。江泽民主席来哈佛演讲，就是在这里。

    山得斯的一、二层，满满坐着六七百学生。开始，杜维明看到教室的地上、门外都挤坐着学生，说希望你们不要走错了地方——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会一下子来这么多听众。

    孔孟之道、程朱理学，与美国现代青年有什么关系吗？

    美国学生从小接受个人主义的教育，强调自己是独立的人。如今他们很有兴趣地来听世界上还有一部分人不那样思考问题，说人是一个个的同心圆。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层层地往外推展开来，影响他人。中国传统士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道路，就是这样设定的。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人不是孤立的人，是一个个互为影响的同心圆。

    当然，杜维明是用英语演讲，但是语言只是运输思想的交通工具。在美国，行人恪守交通规则，唯独在哈佛，人们急匆匆地过马路，抢时间，抢机会。杜维明运送的中国儒家文化，吸引了这么多最有独立思想的最不受束缚的哈佛学生！偌大一个哈佛，只有杜维明是在山得斯上课的，杜维明的课堂最大，杜维明讲的中国文化的课堂最大。

    杜维明左手半插在裤兜里，右手比划着在讲台上走来走去，儒雅而有风度。他的左肩略比右肩高，左眉略比右眉挑。他着力讲话时，脑袋偏向左侧，加上高挑的左眉和高耸的左肩，他整个人就有一种执拗的牛劲，好像偏着头，牛似地全力冲向一个目标。不过他不属牛，他属龙，生在二月。据说二月生的龙，是抬头龙，头是昂扬的。

    他昂扬的，是中国文化

    杜维明的演讲从来没有讲稿。有一次他在教堂演讲儒学和基督教的对话问题。台下一位牧师问身边的人：这位杜先生的灵修问题有没有解决？就是说，杜维明有没有加入教会？旁人说没有。牧师说，杜先生要是给我们布道，效果一定好极了。

    英文世界里，传道士意味着代表上帝布道，意味着使命感。很多西方学者称赞杜维明像传道士，杜维明就不愿接受了。因为，中文世界里讲及这个词，似乎并不必然和学问联系在一起。

    儒学研究 与时俱进

    很多科学界的会议也请他去演讲。譬如生态会议，杜维明就从儒学的角度来回应关于整个世界的思考。中国古老的“天人合一”思想，成为现代人不能忽视的有用资源。
 
    在哈佛，在英语世界，杜维明首创用汉语作为讨论的语言——哈佛儒学研讨会。我想，这决不仅仅是为了中国，而是为了人类——在21世纪的世界，中国文化对人类可能有的贡献。

    杜维明的儒学研究，总是和社会变迁，世界进步有关。中国文化和现代性碰撞激发的活力，使他把儒学从书斋引到现实世界中来。杜维明始终注意传统资源和现代化的相关性，这一点使他的儒学研究总是具有开辟创新的能力，而他对中国文化精神血脉的坚守与弘扬，又恰恰使他多了几分传统士大夫的精神。

    研究学问 知行合一

    杜维明的学问是动态的学问，是知和行合一的学问。虽然因之少了皓首书斋构建体系的时间，却使他那儒学能够面对当代世界，与各种思潮建立沟通，接受现代性的新模式的挑战，激活了多少黑眼睛蓝眼睛黄头发白头发。

    他讲话很快，沉醉于他的学术观点，说话没有句号。他喜欢倾听，别人讲话，他总像一个最上进的低年级学生，勤奋地作笔记。作笔记的时候，左手还是插在裤兜里。他什么时候都有一分书生的儒雅。

    他看着别人发言时，常常双手合十，儒雅中更有十分的虔诚。明明是他主讲，明明是他主持，但是唯他记得最多、最勤，或许，手记的同时就直接点击进脑电图里了？最成功的人，往往是最“笨”的人。

    杜维明小传

    杜维明，祖籍广东南海，1940年生于云南省昆明市。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后获得哈佛—燕京奖学金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相继取得硕士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柏克莱加州大学，1981年始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并曾担任该校宗教研究委员会主席、东亚语言和文明系系主任。1988年，获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1996年至2008年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1990年借调夏威夷东西中心担任文化与传播研究所所长。1995年，应印度哲学委员会之邀，在南亚五大学府发表“国家讲座”。近年来，杜维明先后受聘为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华中理工大学等校客座教授，任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中国旅美社会科学教授协会顾问、香港城市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顾问，并担任《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美国)、《东西方哲学》(美国)、《中国哲学史》(中国)、《当代》(中国台湾)、《二十一世纪》(中国香港)等学术刊物的顾问或编委。

    杜维明的研究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被称为当代新儒家的代表，出版中英文著作数十部，发表论文数百篇。杜维明把自己“看作一个五四精神的继承者”，将儒家文化置于世界思潮的背景中来进行研究，直接关切如何使传统文化与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接轨，比较多地阐发了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和儒家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勾画了当代新儒学理论的基本构架，在东亚和西方世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由于其杰出贡献，在2001年和2002年分别荣获第九届国际T’oegye研究奖和联合国颁发的生态宗教奖等奖项。

    学术发展过程

    杜维明自述：“在台湾的中学时代因受周文杰老师的启蒙而走上诠释儒家传统的学术道路，而在东海大学亲炙牟宗三和徐复观的教诲才是促使我体悟探究儒家人文精神的本质理由”，尔后负笈哈佛，“以比较思想史为范围集中探索儒学传统的核心价值”。此后，他抱定志向据此为业，经过了三十多年的风雨兼程，矢志不渝地探究、注释、传播儒家文化。

    杜维明将自身思想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学术起步到七十年代上半期，他决心鼓起心力对儒家的精神价值作长期的探索，以此作为自己专业上的承诺。他努力诠释儒学传统，主要“反映了当时为推进一种既有群体性又有批判性的自我意识所做的努力”；第二阶段即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末，他的关怀重心在阐发儒家传统的内在体验和显扬儒学的现代生命力。这一时期，他所关注并拓展的论域有“传统与现代”、“儒学创新”、“儒学三期”、“工业东亚”、“东亚核心价值”、“轴心文明”等。“我关怀的重心在阐发儒家传统的内在体验和显扬儒学的现代生命力”；第三阶段，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进一步拓展论说领域，更加关注“文明对话”、“文化中国”、“全球伦理”、“人文精神”、“启蒙反思”、“印度启示”、“新轴心文明”等问题。“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中以及全球化及本土化交互影响的氛围里，如何为儒学第三期的展开拓展理论和实践的空间，是我近来的思想焦点”。这些论域与“儒学创新”紧密相关。第一阶段是他的思想形成期，第二阶段是其发展成熟期，第三阶段是其进一步发展期。尽管杜维明的思想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中，但他的思想活动始终关怀着一个主题，即儒学思想的现代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