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智慧的经营，就像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充满艰难和风险。学习、创新，走智慧经营之路，已成为现代企业和企业家的必然选择。浙江大学管理学院EMBA教育中心邀请国学大师陈正达教授，为学员解读国学与现代管理的渊源。

　　陈正达说，儒、道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深刻理解东方哲学精髓，能提升企业高层管理者的哲学思辨能力，敏锐洞察社会、经济、人文环境的变化，还可把握企业再次腾飞的机遇。

　　儒学中的现代管理思想

　　仁、礼、中庸、和合是儒学的核心内容，即关注人的内在修为。通过修己，完成理性的智慧、道德的自觉、审美的完善，而达到“仁”的境界。在修己的基础上，通过自我学习来对他人进行有效的约束，建立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建立起团体规范，这是儒学基本的思想。

　　“礼”是社会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能起到法律所起不到的作用——违反了礼，就会遭到社会、群体的唾弃。一个企业仅仅建立规章制度是不够的，如果没有文化进行匹配，再好的制度也不会运转。

　　儒学是内圣之学，修己就是为社会、为群体、为家族树立榜样。将内在的“仁”渗透到全体成员的头脑中去，不用强制的手段和力量，就能够约束人的行为，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企业文化，即通过仁与礼的融合，把领导者对下属强制性的约束，变成下属自我的道德自律。

　　一个达到修为自律的领导怎样去律他？律他的情感基础和操作标准如何来制订？儒学认为是“恕道”和“中庸”。

　　我们往往误以为不冷不热、不温不火、不对不错就是中庸。其实中庸之道指的是任何事都有其中道、不足项和过激项存在。如面对威胁，中道是勇敢、智勇双全，过激项是鲁莽匹夫之勇，不足项是怯懦。中庸最准确的含义是“恰到好处”，是在考察事物对立矛盾的基础上寻求更高层次的平衡。

　　“和”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性格特质之一，在我们处理家庭关系和人际关系的过程中，“是非不重要，圆满才要紧”。管理也是这样，追求的是有原则、有标准，以正确合理为内在精神的整体和谐。

　　仁是基础，仁的实践是礼，礼的行为标准是中庸，而“仁、礼、中庸”最终的目的是和。和不仅是中华民族历代圣贤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也是我们这个民族做人做事的最终归宿。

　　情、理、法还是法、理、情？

　　如果中国人工作、生活中遇到了麻烦，会去找谁？

　　找领导、找朋友、找关系，学员纷纷回答。那么在国外呢？找律师。

　　碰到事情，中国人习惯先讲情，再讲理，万不得已才讲法，这是中国人的文化。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打官司是没有办法，“必也，使无讼乎？”他说管理国家和人民，首先一定让他们不要打官司。而国外刚好相反，出了问题，他们首先找律师，大家法庭上见，然后再讲理和情，情的成分非常少。

　　东西方文化在管理当中，一个讲究秩序，一个讲究人的情感。西方管理理论很重视组织中的秩序，而忽视人的情感。中国的管理很重视人的情感，忽视组织中的秩序。

　　因此，现代管理需要从历史和人文的角度来研究管理问题，历史——兼收并蓄，避免“崇洋媚外”；人文——“仁者爱人”，避免人沦为工具。概括起来就是：从“情”的角度来解读管理的道德规范、价值诉求、精神需求；从“理”的角度来解读管理的制度规范、公平公正、利益需要；从“法”的角度来解读管理的行为规范，专业操守和安全需要。这就是国学智慧与现代管理当中“情、理、法”的关系。

　　一个做管理的人，一定要懂得在管理过程中，“左手拿着金钱，右手拿着利剑”。钱用来干嘛？激励。剑用来干嘛？鞭策。这一套外国人都懂，而聪明的中国管理者知道，“左手拿着金钱，右手拿着利剑，胸中充满了情。”这就是外国人做不到的。

　　管理企业需要“术”，更需要“道”

　　陈教授说，我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包含有儒家、道家、法家等思想，其中蕴藏着许多哲学思想和道理，对现代管理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现代EMBA教育不能只从国外引进管理知识，还要发掘中国古人的管理智慧，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西方的管理手段，无论是平衡计分法还是打卡机，都是西方管理实践发展的需要。依我们现在的国情，如果一个企业把绩效考核作为唯一的标准，那么它不是良药，可能是毒药。作为一个领导者，首先自己修炼好，再影响和教育你的员工，而不是弄“术”。如果员工没有道德责任感，没有责任心，什么管理都无法达到效果。

　　只有找到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结合点，从历史和人文的角度来研究管理问题，才能既弘扬国学，又提高企业家自己的管理水平，树立符合国情的管理观和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