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有句名言：“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东西会比平时多得多。”而要想从灾难尤其是错误中学到比平时“多得多的东西”，就要认真研究错误，研究失败。

　　失败也是有规律可寻的

　　失败的领域千差万别，失败的现象千姿百态，但失败的规律却有很多是共同的，是可以寻找到的，研究失败就要用严密的逻辑和系统的实验手段去剖析失败。这是失败研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世界闻名的索桥技术、金属疲劳和焊接三大创新技术的发明证实了严密的逻辑和系统的实验手段是支撑失败研究必须确立的科学理念。

　　1940年，美国华盛顿州的塔克马新建成了一座索桥，但建成才4个月就被每秒19米的横风所摧毁。经反复实验，终于弄清桥梁被毁是由于横风引起的自感应震动造成的。这一原理带动了索桥技术的飞跃发展，后来日本建造的明石海峡大桥能承受每秒80米的狂风。

　　1952年，德哈维兰•彗星式喷气式飞机问世后名噪一时，但在其后不久连续发生飞行坠落事故。研究后发现是当时并不知晓的金属疲劳原理在作怪，波音公司吸取了教训，把高空中的金属疲劳知识应用于新飞机的开发，结果波音公司的产品席卷了世界飞机市场。

　　二战时期美国制造的“解放”号万吨运输船接连受到破坏，调查发现是由于钢在零摄氏度以下失去伸缩性，出现“冷脆”现象造成的，这个研究结果促进了钢铁利用技术，特别是焊接技术的飞跃提高。

　　失败研究给我们两方面的启示：其一，从失败中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往往能开拓人类未知的新领域；其二，全面分析失败，有助于建立防止失败的预警机制。

　　失败学研究的“海因里希法则”

　　海因里希法则认为：在一件重大事故的背后有29件轻度事故，还有300件有惊无险的体验。这一法则在失败研究上表明：一件重大失败事故的背后有29件轻度的能看到的隐患，有300件潜在的不能轻易看到的隐患。可怕的往往不是轻度的能看得到的隐患，而是潜在的不能轻易看得到的隐患。对潜在隐患毫无觉察，麻木不仁，就会导致无法挽回的失败。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有一批失败的著名企业，就是对潜在隐患失去警觉而导致了重大失败。譬如：陷入多元化陷阱，产生重大投资失误的“巨人”；热衷于广告轰炸却又最终引发市场信誉危机的“三株”；因财务危机而突发崩盘的“爱多”，都属于这一类。

　　“好的失败”和“不好的失败”

　　失败研究是在说自己不好，是在揭自己的伤痕，失败的责任者要有经得起研究、经得起分析的胸襟，全社会要营造宽容失败、研究失败的良好氛围。失败研究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种学科的人员进行艰苦细致的探索，外国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对失败的研究在方法和价值取向上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日本科技厅有“活用失败知识研究会”，专门从事搜集事故案例、获取经验的研究，以开发新的“知识资源”。他们认为，事物的复杂性，决定了失败原因的多重性。因此将失败分为“好的失败”和“不好的失败”。“好的失败”是指在遭遇未知之事时，即使充分注意也难以避免的失败，如果能从这种失败中认真总结经验，往往能开拓人类未知的新领域；“不好的失败”是指不该失败的失败，如不负责任、玩忽职守所导致的失败。对“不好的失败”必须严惩。

　　失败博物馆正在国外悄然流行

　　失败博物馆,即专门陈列失败物品供人观赏的地方。用建造失败博物馆这种正视失败，展览失败，警示人们避免重蹈覆辙再次失败的做法，正在国际上悄然流行。

　　美国纽约就有一个失败博物馆，展出了八万多件不受消费者欢迎的商品。美国每年推向市场的新产品有五千四百多种，而真正受到顾客欢迎和青睐的仅占20％。这些失败产品专门向人们昭示：创新必须瞄准市场。

　　我国正在努力构建创新型国家，实现这个目标，在思想方法和价值取向上，需要以大量的人文科学研究成果为基础，其中就包括对失败进行深入的研究。毛泽东同志曾说过：“错误和挫折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了起来。”是的，我们从不太聪明到比较聪明已经花费了很大的代价，要紧的是不能反复地花费这个代价。失败研究正是防止这个反复发生的最好办法。在失败研究方面，国外学界已走在了我们的前头，我们应该虚心学习，迎头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