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是迎接一场“大考”，考信心、考智慧、考能力、考民生、考作风。两年来，我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深入实施“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和“全面小康六大行动计划”，沉着应对，推出系列“组合拳”，全省上下齐心协力，共克时艰，努力转危为安、化危为机，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国际金融危机对浙江的冲击是多方面的，尤以对不合理产业结构和过剩产能的冲击为甚，暴露出经济依靠高投入、高消耗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不足之处。浙江引导各方面把重点放到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转型升级上来，更新发展理念，优化发展思路，转变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努力“破茧化蝶”，率先走上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轨道。汲取危机教训，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应着力破解好“五个不等式”：

　　传统产业≠落后产业。浙江工业的初始结构是“低、小、散”，经过多年来投入技改，这一状况有所改变。但企业仍很少掌握核心关键技术，往往在原有装备上扩大产能，采取薄利多销的策略。在危机中，一些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面临生死攸关的考验，“早晚死亡论”、“梯度转移论”、“淘汰出局论”一度甚嚣尘上。经济学有一句名言：“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技术”。传统产业在GDP中比重依然较大，又与群众日常生活密切关联，决不能放弃，也放弃不了。关键是要用现代高新技术、信息化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其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不断加强企业管理，巩固拓展市场，提高附加值。

　　扩大投资≠扩张产能。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手段。近年来，浙江一直保持高强度的投入势头，且投资质量有新提升。在大力实施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的过程中，如何不做重复投资、避免后危机时期低水平产能再度膨胀，值得思考和研究。要针对浙江产业发展现状，把握好投资导向和准入门槛，充分发挥投资对调结构、促转型的作用，把淘汰落后产能与培育新兴产业、加大科技人才投入与加强营销网络建设、完善基础设施与改善民生结合起来，“腾笼换鸟”，扩大消费，不断壮大海洋经济、低碳经济、创意经济、县域经济、服务业经济和开放型经济等，努力形成品牌效应，成为发展新引擎。

　　“群象经济”≠“大象独舞”。各主要国家在危机中痛定思痛，大力推动“再工业化”进程。中央在国家层面制定了10个省域范围的区域发展规划。浙江已作出大平台、大产业、大项目、大企业建设的决策部署，并着手推进海洋经济发展综合试验区各项工作。“四大建设”群象起舞，是浙江推进科学发展、制胜未来的重大举措，标志着以“小狗经济”见长的浙江迈出了转折意义的步伐。实际上，大和小并无优劣高下之分，小而专、大而强都是“群象经济”的题中之义。大是重头，小是源头，“扶大育小”不可偏废。要造就浙江经济的“皓月当空”，需要中小企业的满天“星星”，众星拱月，星罗棋布，才能再创浙江辉煌与奇迹。

　　政府有为≠“国进民退”。我省一些地方政府，对危机中陷入困境的企业施以援手，被误解为“一场新的国有化运动”，引发了“国进民退”的争论。事实上，我省民营企业在危机中不仅没有出现倒退，相反还实现了新的发展，显示出较强的抗风险能力。这得益于历届省委、省政府“放水养鱼、藏富于民”，也说明浙江民营企业实力较强，具有“夹缝中求生存”的创业精神。在危机中政府竭尽所能，千方百计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去年通过“减免缓停”一批行政事业收费和服务性收费等措施，减轻企业负担1700多亿元。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抱团取暖”，携手相依，实现了共同发展。这是浙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一大亮点。

　　城乡一体化≠城乡一律化。城镇化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和空间依托。现在，一些地方脱离实际，好高骛远，片面追求城乡均衡，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城镇规划体系缺乏科学性，村镇工业企业散乱分布，违章建筑屡禁不止，产业结构大同小异，建设发展模式如出一辙。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有的一味贪大求洋，存在“新农村就是新房子，新房子就是新别墅”的倾向，忽视土地保护、村落文化挖掘和新农民的培养。这种现象亟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