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日前对存在于中国新闻界的“有偿新闻”现象进行了报道，其内容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了无新意，但也给中国新闻工作者、研究者一个重新探讨“有偿新闻”背后成因以及如何消除“有偿新闻”一个契机。本期几位业内专业人士的发言，或者会对我们认识“有偿新闻”现象给予某些启发。

    吴飞：呼唤媒体人的自我救赎

    没有拿过红包、没有作过一篇违心的报道、没有拉过广告提过成、没有因为人情而写稿或者退稿？我想是有的。新闻从业者不能拿制度作为挡箭牌，而忽视自身职业道德、职业伦理的修为。
    中国新闻界之“有偿新闻”是相当丰富的：一、软文：以新闻的形式做广告（多是机构性的腐败）；二、红包：收钱为人做宣传或者不刊发不利于对方的报道；三、敲诈：发现对方之问题，以监督之名，收对方的封嘴费；四、利用内参、简报等直通高层的管道，先发批评文章，等领导批转之后，再收钱发表扬文字以消除影响。
    中国为何新闻腐败严重？主要原因如下：一、竞争不充分，渠道成为霸王；二、个人、企业和一般的社会组织没有自己发言的渠道，真相难求；三、社会整体性的腐败环境，权力寻租普遍，给从业者以示范效应；四、缺少有威信的第三方监督。
    最大的问题当然是制度设计问题，但有没有从业者个人的自律问题呢？一线的新闻记者编辑是否从来就没有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寻租过呢？没有拿过红包、没有作过一篇违心的报道、没有拉过广告提过成、没有因为人情而写稿或者退稿？我想是有的。新闻从业者不能拿制度作为挡箭牌，而忽视自身职业道德、职业伦理的修为。
    前所列的尚为小恶，而大恶则是：一、违背了人类创造媒体的基本诉求：提供真实、即时、精确的新闻信息和公正、理性的评论；二、依附权力；三、不能成为公共利益的守护者；四、不能成为公共平台，反而成为少数人的耳目喉舌。
    要铲除中国的“有偿新闻”，非一朝一夕之功，除了呼唤制度改良，媒体与媒体人的自我救赎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吴飞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

    王文：还有比“有偿新闻”更迫切的事

    舆论不必过于拔高“媒体清廉化”的社会预期。目前媒体领域要解决的还有许多同样迫切的问题，比如，规范虚假广告，查处虚假与夸大新闻，新闻记者权利的保障，记者的生存权，记者能力培养，等等。
    中国媒体界的有偿报道、红包甚至敲诈勒索的现象是有的，一些领域甚至还比较严重，但不应该否认全部中国媒体的贡献，更不至于上升到“腐败是中国记者的生活方式”的程度。一般看来，这些媒体负面现象，在国际新闻、国内高层政治的报道领域比较少，甚至没有；但经济、金融、娱乐尤其是一些产业类报道方面会相对糟糕一些。
    “车马费”、“软文”等现象与中国不少媒体广告采编不分有关。在一些地方，记者的经营压力很大。要杜绝这些现象，需要从媒体的内外制度层面加以完善，更重要的是，要重塑记者行业的尊严。这包括提高记者待遇、完善与记者权益保障相关的法律等，加强媒体竞争，促进媒体行业的良性市场化，加大媒体监督，同时也要加强媒体管理，要求采编与广告、经营分离，这样那些负面现象自然就会越来越少。
    “车马费”需要严查，需要内部管制，但不要幻想短期内能解决。舆论不必过于拔高“媒体清廉化”的社会预期。目前媒体领域要解决的还有许多同样迫切的问题，比如，规范虚假广告，查处虚假与夸大新闻，新闻记者权利的保障，记者的生存权，记者能力培养，等等。饭要一口口吃，中国媒体的全面提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对中国媒体的发展有警醒作用，在软文、车马费等问题上，欧美媒体的确比中国自律。但整个报道也试图“全面否定”中国媒体的国际公信力，这在整个中国软实力崛起的背景下，不排除有一定因素的媒体国际化竞争的战略目的。所以，不必把这篇报道捧得过高，欧美媒体同样存在着他们那个发展阶段的问题。
    这些年，中国媒体在进步，从报道能力、多元化到国际视野、话语体系等与过去相比都有质的飞跃。当然还有许多需要提升的空间。新闻腐败是恶劣的现象，客观地讲，这也是整个中国社会急切需要扭转的“腐化趋势”的一个折射。如果非得比腐败程度，与官场、企业、教育甚至学术界相比，媒体领域并不是中国社会腐败最糟糕的领域，甚至相对还是较为“清廉”的领域。当然，我们绝不能为“媒体腐败”辩护，媒体人应当成为社会进步的先驱者。（王文 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