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历史经验，党代会对于中国经济和企业的影响至少将持续五到十年。这次大会对于企业界来说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企业面临的经济社会和国际环境等基本条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能否会产生大规模的体制改革和政策红利，直接影响企业的发展空间。当然，十年时间也是漫长的，十年间影响企业发展的因素也很多，因此很难精确地判断未来十年企业的发展前景。而事实上，几乎所有的预测、判断、猜想等都不能与人的希望、希冀隔离开来。所以，我们的猜想也具有判断和希望的双重性质。

　　趋势一：体制改革造就企业新动力

　　当前中国进入了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大规模政府投资的边际收益已经极小，体制改革带来政策红利隐于无形。未来我国是大规模消费主导的时代，我们必须把城镇化做实而不“夹生”，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让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为此，中国将沿着市场化改革的基本方向，推行垄断行业改革、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制度建设、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审批体制改革是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温家宝总理提出的“两个凡”——“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事项，一律不设前置审批”，可望作为缩小政府权力边界、扩大社会组织边界、放松对企业行政管制的指导思想。体制改革将为中国企业发展进一步“松绑”，提供新的发展空间和政策红利，中国企业可以在现有基础上“再出发”，获取新的成功。

　　趋势二：居民收入升高助企业转型

　　未来十年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中国居民收入将整体上大幅增长，从中等收入国家变为高收入国家。2011年中国年人均收入超过5000美元，2021年中国年人均收入可望达到10000—12000美元。居民收入的大幅增长将成为中国内需的坚实基础。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制造”将逐渐转型升级，从低端制造环节向高端制造迈进，从单纯制造向产品质量、产品设计、研发、品牌和渠道建设等综合化发展。以肉制品为例，目前被广为应用的暖链肉制品将广泛升级为冷链肉制品，肉类营销将变成“冷链生产、冷链运输、冷鲜销售、连锁经营”，产品质量更高更安全，企业利润也更丰厚。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中国企业在从吃(食品)、穿(服装)、住(住房)、用(耐用消费品)、行(出行)等各方面的产品和服务供给上均将转型升级。

　　趋势三：150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

　　过去十年，是中国大企业高速成长的十年，中国最大500家企业的入围门槛标准从20亿元提高到170亿元，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从11家跃升至73家；众多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命脉的中央和地方国有企业进入500强行列，也有数家通过自主技术创新、并购重组进入世界500强的民营大企业。从大趋势上判断，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由大国到强国、由成本领先到价值创新、由制造到创造的历史转折点上，正处在由全球经济的融入者逐步走向全球经济的驱动者的新起点上。大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中流砥柱，未来十年仍然是中国企业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到“十二五”末，中国将超过100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十年后，中国将可能有150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家电、机械、汽车、电子、消费品、能源、金融等领域的众多民营大企业将陆续成为世界最大企业的一员。

　　趋势四：国有经济有所为有所不为

　　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近年来，国有企业改革的停滞是不争的事实。部分具有行政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携行业地位、政府资金、政府需求等巨大优势，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扩张，对行业内民营企业有一定挤出效应；部分行业的国有企业对于既往的经济体制改革成果置之不理，开始走回头路；一些高速扩张的国有企业在不确定的市场环境和未知领域中陷入衰退；一些真正需要国有经济、国有资本去做的领域，比如种子产业、公共品提供等，他们并没有承担起应有的责任。经济低速增长下，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有所为有所不为，势在必行。未来十年内，中国可望沿着一条改革路线图，推进重点行业的国有经济调整和改革，一些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领域国有经济的力量会加强，比如航天、大飞机产业、节能环保产业、新能源产业等；一些高度市场竞争的领域，国有资本或会逐渐退出或保留部分比例，按照市场化原则盘活国有资产，提高国有经济增长质量，可望实现。

　　趋势五：民营企业迎来新一轮发展

　　当前全国1270万家企业中，1200万家都是民营企业。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形式，像广东、浙江、江苏等省份的民营经济已经占到全省经济总量的90%以上。事实证明，民营经济越壮大，经济活力就越强，经济总量就越发达。但是我们的政策有点像把脑袋埋进沙漠里的鸵鸟，明明知道民营经济是一种经济常态，但偏偏将其作用仅仅限于保障就业、增加税收、繁荣市场，内心中仍然有一个“魔咒”，不愿把民营经济当成国民经济的支柱。民营经济始终存在“二等公民”的阴影。随着新一轮体制改革的启动，中国将从行政审批制度、垄断行业改革、结构性减税等多个方面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的政治地位也将进一步提高。在新一轮发展高峰之后，中国民营企业将脱胎换骨，中小企业将达到2000万家，民营大企业将在多个行业成为国际领先企业。

　　趋势六：企业更加重视技术创新

　　应该说，过去十年间中国企业高度重视技术进步，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中国企业在动车组、水电机组、网络通信设备、家电、航空航天等领域都取得了较大进步。但总的来说，过去十年间中国企业是粗放式的。未来依靠行政垄断、自然资源、透支自然环境和劳工健康等高速发展企业的模式不可能持续下去。中国企业将在消费主导的时代，超越以往逆向创新的传统路径，从基础研究、概念设计、产品设计开始做起，并逐渐掌握一些行业或产品的主导权，在新兴产业和新产品的创新中率先实现正向创新。

　　趋势七：中国式企业管理模式增多

　　过去十年，一批大企业在生产经营规模、市场竞争能力等方面已跃居世界前列，初步具备了跨国公司雏形。但是中国式企业管理模式仍然难以得到广泛认可，原因在于我们的质量管理、风险管理、环境体系、职业健康体系、社会责任标准都难以达到公众的基本要求，更别谈为全球企业成长数据库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发展典范模式。但也应该看到，我们的企业也正在发生变化，我们更加重视品牌、声誉、知识产权、企业文化和社会责任，我们更重视社会变革中企业作为“社会人”的角色和责任；我们还在不断反省和总结我们的模式。相信在越来越重视消费者和市场的时代，我们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管理模式涌现出来，成为全球商学院授课的经典案例。

　　趋势八：一批世界级金融机构涌现

　　应该说，由于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严重滞后，导致金融机构对于实体经济的“暴利”和负面影响，中国金融企业存在较大的道义压力。金融体制的继续改革也必须推进。随着中国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真正推动，中国金融领域被大银行“垄断”的局面终会打破。未来十年中国将涌现出一批盈利能力强、规模大、管理水平高的世界级的金融机构，包括一些大型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等。10年后，中国整体的金融环境也将大大改善，法制进一步加强，对财产权利、贷款人权利与少数股东的保护更加有效，信用文化和股权文化在中国将初步形成。政府监管的水平越来越高，越来越严格，也越来越有效。同时，监管将是一种审慎监管，在诸多方面放松管制，给予金融机构与市场参与者更多的自由，自主开发新的金融业务和产品。整个金融市场的竞争将非常激烈，从而不断促进金融创新，促进效率提高，和英美等最发达的金融市场的差距将逐渐缩小。

　　趋势九：更加深入地参与国际竞争

　　时间到了2012年，纵观全球，世界正处于大调整大变革之中。美国经济复苏乏力，欧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继续深化；大选之年的政治变局、大国冲突，让全球经济平生不少波折。但是也应该看到，以往每一次经济危机之后，都会发生重大的科技革命，为世界经济走出泥泞提供新的引擎。如今，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到来，远见者已经觉醒。过去10年内，中国参与全球分工正在从劳动密集的相对低附加值环节向更高端的环节升级，这种升级势头尤其体现在移动通讯设备领域和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领域。这使得我们能够满足发展中国家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对资本品和成套设备的需求。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产品已经赢得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这种势头需要保持。

　　趋势十：政商关系更加制度化

　　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政商关系是所有企业和企业家都不愿触碰但又不得不碰的话题。企业与政府的政商关系与体制改革有很大关系。从晚清中国出现现代企业和企业家以来，中国企业与企业家总是遭遇各种纷繁复杂的政治冲突，无数企业和企业家死在政商关系这个问题上。事实上，政商关系的核心是政府的边界要确定清楚。而我们的制度往往模糊化处理这一边界，乃至出现了一种违法的甚至是恶性的政商关系。究其原因，在于我国企业尤其是大企业，大都存在与政府官员建立良性沟通渠道和机制的强烈愿望和动力，而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没有建立一种良性的、顺畅的沟通民营企业与政府关系的渠道和模式。民营企业家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不能通过有效渠道传达给政府，反之亦然。未来中国可望通过更加制度化的安排，探索建立政府与企业的规范、稳定、顺畅的新型政企关系，打破旧有胡雪岩模式。这是对企业和企业家的制度保护，也是制度成熟和完善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