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报告(2012)》近日由中国社科院发布。报道指出，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也是世界最大的碳减排国。指出：2005-2010的5年间，中国的单位GDP能耗降低19.1%，相当于节省标准煤6.3亿吨，换算成碳排放就是15亿吨!报告的主编、名古屋大学教授薛进军认为，如此大的减排量，中国做到了，这是对世界减排的一大贡献，也说明中国在带头减，只是说得少做得多，外界鲜为人知。

　　报告指出，“十二五规划”的核心是加快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实现 “绿色低碳发展”；为了实施这一路线，《规划纲要》提出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1.4%，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16%，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等一系列约束性指标。薛进军教授强调，与“十一五规划”指标不同的是：这里的“节能减排”中的“减排”不仅是指二氧化硫等环境污染物的减排，还增加了二氧化碳的减排，因此，这些目标的实现，将大大减少中国的二氧化碳和污染物排放，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实现单位GDP碳排放削减40-45%国际承诺提供保障。报告副主编、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戴彦德分析认为，如果按照“十二五规划”建议的7%经济增长速度、2005年的碳排放强度计算，到2020年，中国要削减70亿吨二氧化碳。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因为美国不做，欧盟做不到，日本更达不到。

　　但宣晓伟研究员坦率指出，实现“十二五”规划纲要中的三个节能约束性指标具有相当大的难度，尤其是非化石能源比重的上升，在核电当前遭遇发展阻碍、可再生能源比重基数又很低的条件下，要达到目标绝非易事。工业部门尤其是重点耗能企业能耗强度的继续下降将是实现全国能耗强度目标的关键，但未来五年仍是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继续推进的阶段，要继续保持各个部门能耗强度明显下降的态势，其难度也将明显增加。中科院王毅教授指出，绿色科技创新是未来各国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中国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

　　《报告》描绘了今后5年、15年的能源发展路线图。报告指出：近年来中国的能源需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态势，2010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达到32.5亿吨标准煤，比2000年增长了1.2倍。作者之一、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朱跃中预测：“十二五”将未来五年的经济发展目标定为年均增长7%，但从实际发展趋势看，未来十年中国GDP的年均增速很可能达到8.5%左右，到2020年中国GDP总量将达到71万亿元(2005年价格)。如果按照“十一五”末单位GDP能耗强度计算，到2020年，中国的一次能源需求总量将达到71亿吨标准煤，无论是从能源供应能力、区域环境保护，还是从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等诸多方面来看，未来中国可持续发展将面临极其严峻的压力。然而，如果中国严格实施节能减排，在未来十年内将单位GDP能耗强度下降30%，那么一次能源需求总量也将降低到51亿吨标准煤，可节省20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削减二氧化碳4.7亿吨。

　　中国是石油资源总量较为丰富的国家之一，但由于能源需求大大超过供给，使中国从石油出口国变成石油进口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已高达54.8%，成为除电力外各种一次能源均需进口的国家。薛进军教授警告指出：大量的石油进口造成了中国能源的对外高度依赖，将会增加中国能源安全的危险度。

　　报告还介绍了近年来中国的绿色能源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水电装机容量、太阳能热水器的利用量、核电在建规模、风电装机增速均为世界第一。中国政府还制定了更为宏伟的绿色能源发展目标，要在2020年将非化石能源利用量提高到7亿吨标准煤，这意味着在非化石能源利用量将在2010年2.77亿吨标准煤的基础上至少增加4亿多吨标准煤的能源供应，从一定程度上对缓解中国的能源急缺。

　　《报告》对低碳城市建设作了初步总结和展望。从英国初始建设低碳城市以来，世界各国在低碳城市建设上迈出了实质性一步。2010年，国家发改委指定5省8市作为低碳经济与低碳产业发展试点；上海在国家的指导下和世界自然基金的支持下，开始规划建设“崇明低碳生态区”、“虹桥低碳商务区”和“临港新城低碳发展示范“等;陕西省推出了“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成立国家级生态田园新城 “西咸新区”;湖北省利用低碳能源研究的优势，提出“生态湖北”，在大型企业大力推广低碳技术;江苏省积极打造“南京低碳示范城”和扬州等“低碳产业城”;中国第一个打出“低碳城市”口号的保定市，正在从发展低碳产业转换成比较全面的低碳城市。在低碳城市建设先进国日本，近期以新能源开发、低碳技术创新为主的低碳城市建设进入新阶段，以可再生能源的实际利用、智能并网和电力等循环有效利用为特征的“智能城市”开始显现。在《报告》中，名古屋大学副校长藤井良一和对外经济与贸易大学校长施建军还介绍了开展“低碳校园”建设的经验和减排效果。

　　报告对日本大地震和福岛核电站泄漏事件的经济评估以及日本当前能源政策、气候变化政策调整的分析。3月11日发生的日本东北大地震，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灾难，而随后发生的核泄漏事故达到最高级别的7级，核安全神话的破灭和放射物产生的核污染引起了世界范围的核恐慌。报告邀请日本东京大学、东京工业大学、名古屋大学、京都大学、九州大学的能源问题专家和直接参与震后赈灾复兴计划制定和能源战略调整的第一线专家学者针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他们的基本看法是：日本的能源政策可能从应对气候变化优先转向保证能源安全供给优先，从“核电立国”转向“不完全依赖也不完全放弃核电”的立场，在提高核电安全标准的基础上，逐步减少核电的比重，并将加快新能源和节能产品开发的步伐，加快碳交易市场的发展。

　　薛进军教授分析，这次事件使得日本经济再次大伤元气，与中国经济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核电站的临时关闭和停运造成短期电力不足，迫使日本恢复和增加火力发电，这将可能增加日本的碳排放。与此同时，核泄露事件严重影响了日本核能发展计划，促使日本更加坚定反对京都议定书延长的立场，有可能在近期修正25%的减排目标;而德国迫于绿党的攻势等政治压力，急促宣布要全部废止核电，意大利公民投票停止核电发展计划。这些举动，都对世界能源安全和新能源的发展和气候变化谈判产生了重大影响。

　　潘家华教授指出，美欧日的经济危机与政治社会危机使这些国家难以在近期的国际谈判和国内减排问题上有大的作为，甚至出现了倒退的局面，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援助承诺也难以兑现，因此，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岌岌可危。薛进军教授在《报告》中分析了核泄漏带来的核污染的严重性，他特别警告：一国的核污染可能演化成国际性核公害，其危害程度和延续时间远远超过一般环境污染，而核危机还会危及国家安全，并有可能影响到一国政权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