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活创新的变通精神，主要是指新浙商时刻以市场需求为出发点，抢抓机遇、抢占先机、灵活多变的首创精神。改革开放以来，浙商抓住了一个个发展机遇，赢得了发展时间，先行一步走向市场经济，形成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先发优势。在创新中，敢于探索，争喝“头口水”，出现了全国第一批个体工商户、第一批私营企业、第一批专业市场、第一座中国农民城、第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第一家私人包机公司、第一个在海外开发专业市场……浙商的果断决策也促成了专业市场的红红火火，私营企业的发展成燎原之势，国有企业早早地展开了产权制度改革。同时，在改革中善于随机应变，趋利避害。从计划经济体制控制力最弱的领域启动和推进，进行渐进式的增量改革，不搞一步到位的破旧立新，尽可能减少社会震动和阻力。
　　抱团合作的团队精神，主要是指浙商内部相互之间的团结、协作与配合的集群形象。改革开放以后，浙商的集群式发展模式正是基于家族纽带以及由此衍生的泛家族主义发展起来的。通过亲戚关系与泛家族关系（朋友、同乡、认亲等模式）进行群体性创业，进行集群性跨区域发展。因此，这种合作与配合并非只是基于市场竞争而相互博弈的结果，而是基于地域性和亲缘性基础之上的一种互动，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地缘为中心，以血缘、业缘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通过文化、习惯、语言和性格的交流得以形成的。 通过抱团合作，逐步形成了以地域和行业为纽带的规模商业效应，区域性的商人群体不断涌现和强化。温州商人，“宁波帮”，台州的“新台商”，湖州的“湖商”，义乌的“义商”，衢州的“龙游商帮”都体现了这一点，而商团商会等等不断涌现也体现了这一趋势。
　　恪守承诺的诚信精神，主要是指浙商讲诚实、守信誉，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的精神气质。这既是浙商安身立命之本，又是其开拓之履。浙商敢为天下先，勇于开拓，然而，如果不讲诚信，开拓则寸步难行。诚信也是浙商的经营之道和企业发展之源，是一种能够转化为物质财富的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本，更是浙商精神的精髓与商法的要则。
　　此外，浙江各地地方精神的提炼和概括也为当代浙商精神提供了丰富的内涵和有益的参考。“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凝练出了“敢于冒险，自立自强，永争一流”的温州精神；“有硬气、不张扬、敢冒险、善创造”极好地概括了台州民营企业家精神；萧山提炼出了 “奔竞不息、勇立潮头”的本质精神内涵；“勤耕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的义乌精神在全球范围内闯出了一片蓝天，等等。正是各种地方精神的不断发展和充实，共同推动了浙江精神和浙商精神的丰富和升华。【作者为浙江省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论浙商精神的传统文化基因
 
　　传统浙商的文化基因，是指浙江历史上特定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个体特质（素质、修养和信仰等）及其相互联系在商人这一主体身上交织后表现出来的主观属性和特征。概括来说，传统浙商在千百年的创业实践中，秉承了浙江人以民为本、注重民生的人本观念，工商皆本、义利并重的务实作风，坚忍不拔、锐意进取的开创精神，以及灵活变通、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等文化基因，逐步形成了传统浙商的基本品质和精神要素。
　　以民为本、注重民生的人本观念。大多数传统浙商由于恶劣的自然环境而生计艰难，不得不放弃农耕或背井离乡，走上经商之道，他们大多拥有朴素而坚定的基本理念，即“百姓日用即为道”、“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把百姓人伦日用看作“道”，主张“无欲则无心”、“人则财之本”皆是出于对血肉之躯的尊崇，是对自我的肉体存在与人格尊严的维护。这种建立在自然人性论基础之上的人本主义和民本主义，实际上是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事实性否定，是对“存天理，灭人欲”等典型的封建传统观念的彻底反动。
　　以民为本、注重民生的人本观念是浙商发展的基本动力。在客观上，人本观念加速了自然经济的瓦解，有利于提升工商业的社会地位，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奠定基础，为传统自然经济通往近代的商品经济架起桥梁，并成就了浙江特色的“民本经济”。在历史上，传统浙商立足百姓生活，发展专业技能，成为了各行各业的行家里手，门类齐全的手工业形成了区域性的“百工之乡”产业传统。这些世代相传的专业技能切切实实地解决了百姓吃饭穿衣等头等大事，创造了传统浙商的一代代辉煌。
　　工商皆本、义利并举的文化价值传统。永嘉学派的领军人物叶适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著名思想家王阳明大力倡导“四民平等”的新观念，认为士农工商只是社会分工的区别，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为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扩大商业精神的影响提供了理论依据。明末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反对歧视商业的本末观，率先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思想。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陈亮强调“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认为“商借农而立，农赖商而行”，主张农商相补。叶适也明确反对义利两分，主张“以利和义”、“义利并立”，提出了“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的治国理念，这种浓厚的商业文化传统也体现了其与传统儒家正统观念的相左和违背，形成了传统浙商强烈的求富意识和本末并重、趋利尚贾的社会习俗，对浙江的工商业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从唐代开始，杭州、宁波和温州就已经成为了繁荣的商业都市。两宋以来，浙江成为全国工商业的重要中心，丝织、陶瓷、造纸、印刷和造船业都居全国领先地位。
　　坚忍不拔、锐意进取的开创意识。资源条件的先天不足造就了浙江人自强不息和百折不挠的实干精神。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终于复国雪耻，成就霸业。汉代以后，随着北方移民的不断南迁，生存压力日益沉重，浙江人靠辛勤劳动，形成了一年三熟的稻作文明，也磨练出坚忍不拔、锐意进取的开创意识和自立自强精神。同时，古代农业的发展还离不开海堤、河道、水利工程的修筑，富饶的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就是一代代浙江人励志图强改造大自然的骄人成果。另外，农耕困难激发了浙江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成为先民们谋生的重要手段，人口密集也在客观上迫使浙江人勇敢地外出谋生，漂洋过海闯荡世界。
　　地理环境的山海地一体多样，也孕育了浙江人既有山里人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韧劲，又具备海滨人勇于开拓、敢于冒险的胆略。早在先秦时期，浙江就同东亚、南亚、西亚等地区及国内沿海地区进行贸易往来。北宋时期，杭州、宁波、温州均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浙江盛产的丝绸、茶叶、瓷器，都是当时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元代在全国七地设立主管对外贸易的机构，浙江占四个。地理上的多样性与开放性，造成了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中原文化与吴越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现代文化的相互激荡，形成了多种文化的碰撞和交融，塑造了浙江人既脚踏实地、坚忍不拔，又敢闯敢干、开拓创新的精神品质。
　　灵活变通、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 据《宋史·地理志》记载，浙江的文化传统为“人性柔慧”。“人性柔慧”指善于随机应变，趋利避害的特质。在原始积累时期，民间商业精神遭到政治制度的压制，并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抵触，在这种不利的制度环境之下，传统浙商灵活多变地创造出了独特的“民商”模式， 通过寻找到小农经济与手工业经济缝隙中的“小本生意”，避开与官方利益的直接冲突，以曲折的方式追求商业利润。随后，又通过在农村、城镇、山区的商业“游击战”形式，逐步编织商业网络，使得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晋商、徽商盛极而衰之时，传统浙商却得以薪火相传，实现商业与产业的结合，获得新生。同时，海洋文化与内陆文化的交织，一方面成就了传统浙商的开放心态和开拓热情，另一方面也培育了传统浙商灵活变通、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特别是近代工商业的兴起，新式教育的开办，西方文化的传播，都使浙江人较早和较多地接触到了外来文化，开阔了自己的视野，培育出了乐于接受新事物、博采众长的开放心态。【作者为浙江省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