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经济之声报道，备受关注的北京CBDZ15地块项目传出最新消息，中信地产计划在这个地块上打造“中国尊”项目，高度达528米，总投资240亿元，2016年封顶，建成后将取代国贸三期成为北京第一高楼。

　　不只是在北京，今年以来二三线城市打造地标性“摩天大楼”的消息也不短传来，长沙、武汉、海口、昆明、贵阳等地所规划的“摩天大楼”也从300米到800米节节攀升。全国各地“摩天大楼”热潮背后，到底是理性还是狂欢？

　　中信地产北京投资公司总经理刘鑫介绍，这个即将超越国贸三期，成为北京最高建筑的“中国尊”项目，创意来自于一种中国古代的礼器，要体现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好创意需要真金白银来打地基。除了拿地的63亿元，中信地产未来4年还将为“中国尊”项目再投入240亿元。

　　如此大手笔，资金来源是否有保障？投资是否能够顺利收回？对这些疑问，业内人士普遍认为——都不是问题。21世纪中国不动产副董事长卢航介绍，北京写字楼租金近两年上涨很迅猛、需求旺盛，从这点来看，中信地产“中国尊”项目的时机把握得很好。 

　　卢航：在北京的特殊情况下，这个项目成功的概率非常大，最近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CBD里写字楼的租金涨幅非常惊人，两年内几乎翻了一倍，CBD明显的高档写字楼的供应非常紧缺，所以从需求上毫无疑问是一个明显的空档期。我相信资本市场上有很多人愿意支持这样的投资。

　　除了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现在全国各地的中心城市似乎也正在悄然进行着一场“摩天大楼”的暗战。武汉投资300亿元建造606米高的“武汉绿地中心”；长沙规划的“远望大厦”，要比现在的世界第一高楼、828米高的迪拜塔还有多出10米；而GDP总量刚破1000亿元的贵阳，却规划了17座摩天大楼。

　　相对于对北京建摩天楼的乐观，地产界人士对二三线城市目前的“摩天大楼”狂欢，都表露出一种隐隐的担心。伟业我爱我家集团控股公司副总裁胡景晖就说：“北京因为国际化的程度，以及这么多年的规划、开发建设，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了。但是其他的一些城市，新规划的这些商业中心，过度集中的一些高层建筑，有一定的泡沫因素在里面。”

　　有测算显示，超高层建筑维护费用是一般建筑的3倍以上，没有足够的财力根本无法驾驭这个庞然大物；超高的维护成本自然会推升摩天楼的租金，摩天楼的低入住率问题困扰很多国家——尽管“迪拜塔”是阿联酋的骄傲，但在西方媒体的视角中，却用“鬼楼”来嘲讽它的低入住率。因此，对于中国的二三线城市要建造摩天大楼的热情，卢航感到很费解。

　　卢航：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跟一般的二三线城市的差距是非常大的。我觉得越往下走，风险肯定是越大。如果一窝蜂都上马摩天大楼，肯定不是什么好兆头。这些地方是否有这么多的需求去支撑？是否有这么多的企业需要这么高档的写字楼？

　　在这一切“逆市场”的不经济行为背后，在房地产协会副会长朱中一看来，都有一个强有力的手在支撑，这就是——地方政府。

　　朱中一：现在有些地方不免有些形象工程在里头，凡是搞城市综合体的、超高层建筑的都是地方政府的驱动力，它想搞一个标志性建筑，你看我长沙有一个建筑在中南地区是第一高楼，这多带劲啊，提高知名度，各地有一些攀比的心态。一个城市的辐射能力、区域价值是依托于综合因素，并不是房子高就有辐射能力的。现在中国超高层越来越多，以后怎么弄，我很发愁。

　　在地产界从业多年的北京智邦信达投资顾问公司董事长孙智群认为，在“土地财政”的影响下，摩天大楼成了地方政府抬升地价的有力手段。

　　孙智群：很多时候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它也需要有一些由头，如果有这些中央经济区、CBD的项目，可以把整个区域的地价、投资关注度都加以提升。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说，中国现在的摩天大楼热潮，其实跟半个多世纪前的美国、七八十年代的日本很相似，都有这样一个阶段。但很大的不同是，美国和日本的摩天楼时期，更多的是企业行为。

　　摩天大楼建设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因此袁钢明担心，在政府推动下的摩天大楼，在当前经济下滑、财政收入增速减缓的情况下，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袁光明：摩天大楼实际上应该是企业来投资，不是一个政府来建的，存在一系列购地、融资、出售的经营环节，背后跟地方政府的各种担保，使企业能够获得贷款等有很大关系。但地方政府的支持是不保险的，如果这种支持断裂的话，那就不排除出现风险。

　　在当前全球十大摩天楼中，中国占有5座。而且未来3年，平均每5天就有一座摩天大楼在中国封顶。5年后，中国的摩天大楼总数将超过800座，达到现在美国总数的4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认为，这跟我国正处在加速推进城市化的发展阶段直接相关，从积极的方面看，这正反映了各地发展经济的动力和热情还很强大。

　　但张立群同样认为，城市发展更应该考虑长远，如何能够让城市拥有更合理的布局、更强大的功能来承载制造业、服务业的发展，承载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更舒适的生活。

　　张立群：不仅是地标性的建筑我们要加快速度，更重要的就是地面以下的设施更应该加强，像大型的城市地下排水系统，地铁等立体交通体系等等，这些体系建立起来，是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些长久使用的设施。所以说摩天大楼并不见得是坏事，但是仅仅靠摩天大楼是支撑不起来城市功能的。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中国古人的梦想，在当代中国人这里变成了现实，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中国复兴的标志。但我们是否也应该反思，当前欧美发达国家都在反思当时的城市发展路径，而我国能否避免重走老路？

　　1999年，德意志银行驻香港分析师劳伦斯首度提出了“摩天大楼指数”的概念，因为他发现——经济衰退或者股市萧条，往往都发生在新的摩天大楼落成的前后。—一般情况下，政府宽松的货币政策，往往会鼓励一些大型项目的产生，但是过度投资和金融投机也会相伴而生，当泡沫即将危机经济时，政策就会转为紧缩来应对危机，这也就使得摩天大楼的完工，成为政策转向与经济衰退的先兆。

　　由此，“摩天大楼指数”也被称为“劳伦斯魔咒”。也许这是一种巧合，它更大的意义，也许在于更多地在于为投资者供应了一种区别于常规的思想方法，为世人敲响了警钟，使人们可以更理性地进行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