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福特（Henry Ford）为自己那些“历史是空话”的狂茫宣称而迷醉，他在1916年5月25日接受《芝加哥论坛报》采访时说：“我们要生活于现在，惟一值得关注的历史是我们今天所创造的历史。”但这位汽车大亨的话语过于含混，福特公司的工人们仍然不会为此感受到振奋，他们仍然在工会的组织下试图闹罢工。于是有一天，亨利·福特把工人们的工资增加了一倍，说是让雇员们购买自己公司生产的汽车，经历自己创造的“历史”。

　　这是亨利·福特带来的摩登大生产时代：流水线上的工人如同固定的螺丝钉一样拴在固定的岗位上，黑压压的钢板压将下来，轰隆隆的声响笼罩着他们，按部就班的动作宛若机器人，整座底特律、芝加哥城，目无表情。 

　　八十五年后，另一个美国人斯蒂夫·乔布斯在加利福尼亚州引领他的团队，苹果电脑公司，开发设计了一个新玩艺，一个基于网络和软件的数码音乐存储播放器，全身雪白，耳机线细长若丝。乔布斯不无得意地把之名为“iPod”——电子蚕茧。2004年1月2日，在经过长时间的社会文化观察后，《卫报》引述被访者之口评论道：“这个是自汽车之后的最伟大发明”。诚如那首《加利福尼亚的梦》，它让东方导演王家卫都为其着迷，并把此作为电影《重庆森林》的背景音乐，iPod开启了属于它的梦想与历史。 

　　这是《纽约时报》记者沃伦·St·约翰（WARREN ST. JOHN）笔下由iPod引发的科幻时代：纽约街头被机器人侵袭，它们如幽灵般在人行道上横冲直撞，把黄色的士、脚踏车和整条第五大道碰撞得人仰马翻。满眼都是它们，和人类不一样的只是，两根白色的线从它们的耳朵延伸到衣服里面，一个卡片大小的白色状植入身体中。正是如此，它们听命于卡片的控制，整座纽约城，同样目无表情。

　　人们必然是疯狂的

　　“人们必然是疯狂的，”哲学者布莱斯·帕斯卡尔话含机锋地评述我们身处的年代，“因此，就连不会变得疯狂便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狂”。齐格蒙特·鲍曼，被视为英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非常崇尚这句话，于是工整地把它抄录于他的《个体化社会》一书的序言开篇，观点更为鲜明地引述为：“我们很清楚，从现实生活中逃出将会不可避免地（也是实实在在地）跌回现实之中。对这一点我们只能清楚地认识，尽管我们竭尽所能地（甚至为所不能地）要把它忘记。”2003年5月19日出版的《财富》杂志封面上，乔布斯也逃脱了他的IT工作者角色，他如同一个音乐经纪人般与歌手雪瑞儿·可洛（Sheryl Crow）共享他的新一击——iPod。

　　既然乔布斯常常被视为IT业界的性感领袖，他此次在《财富》杂志围绕iPod进行的形象更新的意义便显得格外意义深长。保守的英国人也觉察到，“iPod也许是21世纪第一个伟大符号”。但也许日本人出井伸之对此说法嗤之以鼻，他坚信自己的索尼公司在1979年发布的随身听（Walkman）才是此中宗师。当年索尼那款产品甫一上市，那些如同“革命性”、“令人疯狂的产品”这样的词语便铺天盖地般落在索尼随身听身上——而iPod的诞生，却几乎没有故事可书。

　　1987年9月11日，为了具备立体声功能的WM33随身听在英国的登陆，索尼公司在臭名昭著的小报《太阳报》上刊登了一个购买随身听获取“数百份激动人心的产品”的大众化促销广告。画面上，随身听与一辆汽车形成联想对比。多年后，英国文化研究者保罗·杜盖伊把之引申为——速度、动力和阳刚之气再“加速到随身听WM33”这句短语中形成共鸣，构成大众化的意义（速度、动力、激情、意外的收获）。在杜盖伊眼中，索尼随身听在社会个体社会的进程中的确建树良多。

　　索尼随身听的文化意义更走在众家之前，1982年一个电视广告画面上，“一位个子很高的美国女人与一位年迈的日本先生”，两人各自戴着连接同一部随身听的耳机，共同听着通过耳机传送的音乐——这样富有文化全球化意味的广告早已是索尼公司熟谙的招数。

　　最糟糕的是，iPod的“加利福尼亚梦想”在早期的索尼随身听广告中也能找到类似叙述。1980年12月7日，《星期天时报》刊出这样的广告，“加利福尼亚梦想……你之前从不会这样享受Hi-Fi。”画面中是一个在泳池边听着随身听的睡美人，倒影中她身上是一个吉他手。广告充满着性暗示和时尚感。

　　可是，乔布斯把一切广告语都省略了，只有这样一句：10,000首歌曲。画面则是一个黑影轮廓的年青人、一个白色的iPod以及两条耳机线。如此画面与时装大牌Paul Smith在1970年代推出的箱包广告的风格如出一辙。商业评论家都觉得iPod的推广相当直接和理性：10,000首，最高40G存储量，搭配的iTunes可以在音乐网站上以0.99美元的价钱任意购买喜欢的正版数码音乐，在去年《财富》还吹毛求疵地认为，“很好，但不适用于视窗系统”是iPod的最大症结，但乔布斯在第三代iPod身上改进了，迅速地顺应了比尔·盖茨在全球网络搭建的视窗系统和更广泛的人群。

　　技术评论家则从iPod身上看到技术的革命性，索尼随身听已经把人群从集体社会中脱离出来成为个体，而iPod重新让它们与网络关联起来，iTunes就像是母体一样，透过1990年代苹果电脑引以为豪的“火线”（FireWire）技术，“iPod客”可以自由地成为同一个阵线，共同分享音乐及其他资源；它还是一个数码集成体，音乐文件、数码照片、数码录音、网络广播都可以集于其身，形成技术分子热衷谈论的“数码Hub”环境。

　　iPod阵线与反iPod阵线

　　2004年2月，纽约。斯科特先生的iPod上已经存储了1,400首歌曲，每天有3-4个小时沉浸在iPod的播放中。“我喜欢淹没在纽约城的感觉，就像走进电梯一样，在关门的刹那，在空洞无物的升降声中，整个世界就会迷失。”他在《纽约时报》记者约翰面前，描述他使用iPod的心得以及如何组建了一个iPod爱好者的社群。“过去，你可以加入机车社团，你可以加入嘻哈乐社团，现在，你可以加入你的iPod社团，它只与一根火线相关。”

　　正如千万的iPod使用者中极少人知道它与“蚕茧”形义相关，他们同样不会把之理解为中国的一个成语，“作茧自缠”。但约翰发现了iPod对“社区的侵略性”，他的采访在人流繁忙的纽约街头进行，由于iPod使用者都沉浸在他们的耳机中，约翰使用了布告版的一招，把“我是纽约时报的记者，你能谈谈你的iPod吗？”这句话写在一块牌子上，守株待兔般等待着经过的iPod客的注意。

　　纽约的售货员露西向约翰反映她们开始碰见越来越多听着iPod进商场的消费者。“他们在发昏，无时无刻地在听iPod。”40岁，网站经理人，爱在iPod中听斯汀的道格拉斯则说，他只不过是为了在这个都市中避免更多的烦扰，因为街头有太多的促销者和繁杂的声音。从北美到欧洲到亚洲，从纽约到伦敦到东京到香港，老天，他们从这段音乐管子进入另一段管子中，世界对他们来说，状如无灵魂的高速公路。 

　　迈克尔·布尔是世界少有的研究随身听文化的专家，在英国Sussex大学任教，他认为iPod正在改写社区生活，“持续不断的播放会让你从不必接收外界环境的声音，”他不无感慨地说，“你已经自我关掉了。”

　　这样的“关掉”让iPod阵线自我成瘾，最典型的是iPodlounge网站，在此之前，Lounge已经是时下的时髦词，iPod客把两者结合。他们在这个网站上建成iPod图库，世界各地的Fans把他生活中与iPod的合照、他们在旅途中伸出手上的iPod与各地地标的合照和各种自我设计的创意iPod图片上传上来供评选。金字塔、长城、佛像、悉尼歌剧院，摩登与经典的对比是其中的兴趣关键……处处均有iPod。“他们大概很快就会拿到iPod在火星上的图片。”英国文化记者斯蒂芬·摩斯在观看完这个有着执著追求的网站后，半开玩笑地说。

　　但《卫报》发现了反iPod的阵线。它通过引述音乐评论员卡罗琳·舒莉凡（Caroline Sullivan）的说法说，“我恨iPod的主意，模特会喜欢它，但她们都不需要脑。谁需要周身携带着10,000首音乐？没有人需要这个数量。”尽管iPod流行风已起，但卡罗琳始终认为显得更为原始的随身听没有错，而且更具挑选性，“我们的生活需要编辑挑选，否则的话会像毫无节制的有线电视网络一样，上百个频道而没有东西看。”

　　然而，也许iPod阵线正是需要这种无编辑的生活。“我们确信，一切结束了，”英国的iPod阵营倡导者保罗·莫里（Paul Morley）说这个是他获取了海量存储的iPod之后的最大感触，“磁带、CD这些音乐的物理存在意义已经消失。”

　　2004年的春天，在旧金山，乔布斯向来自全球的苹果电脑的记者们回顾了他们的20年Mac之旅，记者们发现这个性感的企业家拿着手中鲜艳的迷你iPod神采飞扬，20年后将会是iPod之旅或iTunes之旅？巴黎创意经济“总店”Colette正在忙不迭地销售着时装设计师Jil Sander为iPod精心打造的iPod袋；精明的荷兰商人飞利浦正在推出与白色的iPod的对立面，全黑色的HDD正要分一杯羹；各路数码相机生产商则在前赴后继地猛加产量，柯达公司不得不为数码时代的烽烟调整战略；那个被《商业周刊》视为2003年度表现最糟糕经理人的出井伸之所在的索尼公司，亦不得不为此赶紧调整拳头数码基地产品PS-3的研发进度，希望在烽烟数码战场中早点上阵。2004年1月，香港时尚文化人黄源顺在其专栏中问道：“真的开始感受到Digital Hub这回事了，你感受到没有？”，然后慨叹，“这是没有消化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