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搞一个讲课比赛，要求不喝水、不去卫生间、不休息、不用话筒、声音够响、持续地站着讲，学员又最喜欢听，可能我算一个。最长的一次，我连续讲了33天的课，其中一天还只睡了两个小时。

    我把上课当成是玩，人越多玩得越开心。我经常给学生讲一句话：化腐朽为神奇，化干戈为玉帛。要把最难办到的事情做好才是本事。凡事找理由的人都是没出息的人。

    我对钱不感兴趣，但喜欢琢磨怎么才能有钱，至于最后这钱到谁手里我不关心。

    我是1964年生的，萧山义蓬镇人。家中三兄妹，我是老大。我母亲说我从小就不太一样，不管别人说什么，我总是笑眯眯的。包括现在也这样，别人说我什么，我就朝他笑笑。我不多说话，但我喜欢观察与思考。
    小时候，家里穷啊。人家说“家徒四壁”，我们家连四壁都没有。我们睡的床、墙壁，连门都是络麻秆做的。
    老家当年是棉麻地区。别的小孩玩的时候，我就去捡破烂，去摸螺蛳，去集奶奶梳下来的头发，因为这些都可以卖钱。很冷的冬天，去敲楝树果子卖，手都冻裂了。换来的钱我不买糖吃，都买小人书和连环画来看。
    我很想读书，五六岁就天天跟在堂哥屁股后面到学校去，他们坐着我站着。老师教的内容他们背不出，我背得出。“拿起武器、朝气蓬勃、波澜壮阔”之类的，都在脑子里。
    很多事情，似乎是冥冥之中注定的。当时学校规定要8岁才能上学，母亲去给我算命，说我一定要单岁上学才读得好书。这样我9岁才上学，小学毕业正好赶上粉碎“四人帮”。
    当时规定“四类分子”的子女只能读到小学毕业。因为家里穷，我父亲有时候会弄点萝卜干什么的去卖，所以被当成投机倒把分子，打成“现行反革命”。
    我最怕的就是没书读嘛，这下好了，粉碎“四人帮”了，我可以读初中啦！

    社会人是具有利他性的，一个无法超越自身利益的人，最终不会有什么名堂。

    人一辈子，得到贵人的帮助很重要。
    我经常给企业家讲：一个自私的人，自私的企业，只考虑自己，这不是天道，不是人类的行为。别人需要你帮助的时候，能帮就一定要帮。
    我最早的贵人是我的父母。我父亲是个箍桶匠，教给了我经营的理念和对社会的基本看法。
    母亲教我做人的道理。“文革”中有一年过年，父亲又被捆起来带走了。民兵荷枪实弹地站在我家门口，不准我们出门。我和弟弟妹妹都害怕得哭了，妈妈很平静地对我们说：孩子，你们一定要有出息。今天我们被欺侮，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出息。但你们要记住，长大有了出息，千万不要欺侮别人，不然别人也会像我们一样苦的。
    爷爷也是我的贵人。爷爷不识几个字，但爷爷信佛。每天放学后我就蹲在爷爷旁边，听他念经。我听不懂，但都能背下来，很小就会完整地背《心经》了。
    孙中山说过“佛学乃哲学之母，研究佛学可补科学之偏”。哲学解决智慧的问题，而佛学是一切智慧的根本，所以叫“慧根”，“般若”是佛境。
    很多老板都觉得赚钱很辛苦，因为他们都盯着这个“钱”字。人分为自然人和社会人，自然人的特征就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而社会人是具有利他性的，你为顾客着想，为他们服务好，自然就会“离苦得乐”，“钱”自然而至。

    好老师都是我的贵人。所以我从来不会随随便便地对待任何一个学生。

    家里穷，买不起练习本，我就用棒蘸水在晒干了的磨刀石上写。后来就去捡烟盒，哪里开会我往那里凑，烟盒纸摊平，装订起来就是练习本。
    小学四年级，学校组建武术队。我去报名。老师笑死了，说这个人文绉绉软绵绵的，怎么学武术啊。当时我身高是1米35，一位体育老师摸摸我的膝盖骨说我不会长高了。当时心理压力多大啊，一直长到超过1米7心才放下来。
    老师禁不住我磨，只好同意了。结果我练得比其他队友好。
    我每天坚持跑三千米，冬天下大雪，冰天雪地的我照样穿着背心短裤围着村子跑。一天都不落下。
    初中的宋老师，是我们村的大秀才，但很受人歧视。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据说曾经是国民党的团长。解放前夕他率部起义了，后来就来到我们村。他心态很好，很平和，胸怀宽广，走路时头总是仰视前方。他教语文，从来不按教材讲的，让我们自己看。今天我的教风受宋老师的影响很深。
    上高中，因为初中没学英语，期中英语考试，考不出，我就反过来，在试卷背面写了篇文章：我为什么不学英语？洋洋洒洒交上去。全校轰动。班主任顾老师把我叫去一顿臭骂，说你四叔成绩那么好，你怎么那么没出息？
    我四叔成绩一直很好，可惜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没书读了，否则他的命运一定不一样。他一直鼓励我用功读书。
    老师说我没出息，我就一定要有出息给你看看。后来我才明白顾老师用的是激将法。第二学期，我就当上英语课代表了。
    还有导师黄祖辉教授……
    一路走来，我遇到的都是好老师，他们都是我的贵人。所以，我从来不会随随便便地对待任何一个学生。

    校邮局向学校报告：有个叫鲁柏祥的学生，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汇款单？

    中学里有件事记忆挺深刻的。家里实在太穷，父亲出去做手艺活，一天有一块八毛五的工钱，还有两顿饭吃。父亲就找我谈话，让我不要上学了，跟他学手艺。
    我对父亲说：第一，如果你让我跟你学手艺，我宁可去讨饭；第二，如果你让我读书，我会感激你一辈子的。
    父亲没办法，只好让我继续读书。
    1982年，我考上大学，全村轰动，因为是第一个本科。邮递员送录取通知书来的时候，我正在田里干活挣工分。村里的人问我，你考的什么大学？我说农业大学。他们笑死了，说，我们现在就在读农业大学，还需要专门去考吗？
    完了又问，那你学什么呢？我是畜牧专业。我说学养猪。这下更不得了，有的人笑得躺在地上，说养猪还要到学校里去学吗？跟你奶奶学就行了嘛。
    快开学了。没有行李。我就自己用稻草编了一张草席，背着上大学去了。四年，春夏秋冬都睡那张席子。挺有感情的。
    大学，我是学生会主席。为了给学生会赚点活动经费，我动起了脑筋。
    那时候流行养长毛兔，价格最高的时候炒到2万块钱一对。杭州要开长毛兔交易会。我让同学到新华书店去看看，有没有关于长毛兔的书。同学回来说，没有。我说好，赚钱的机会来了。
    我先寄出去一大批广告纸，说有一本书，叫《如何饲养长毛兔》，如果需要请邮寄10元钱预订。哇，没几天，汇款单像雪片一样飞来啊。校邮局工作人员吓坏了，跑去学校报告，说有个叫鲁柏祥的学生，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汇款单？
    钱来了，书呢？没有。怎么办？我有办法。
    我们不懂长毛兔，可我们的老师懂啊。那时候老师的工资一个月也就几十块钱，我给他们两百块稿费。老师都很愿意。
    我们大致琢磨了一个提纲，就找老师去了。这个老师写怎么饲养长毛兔，那个老师写怎么预防疾病，一下就分工完了。每天我们都去催，某某老师，写得怎么样啦？写好几页，我们赶紧拿来刻，刻好了晚上油印。
    等到长毛兔交易会在城东的新塘一开，那书简直就是抢啊，十元一本好像不要钱一样。给学生会赚了一大笔活动费。
    “危机”对应的是“机会”，将最差的状况变成最好，才是做企业之道。
    本科毕业，我有机会去北京工作。当时学校有农场，经营状况不好。毕业前，有次在校园里遇到一位学校领导，他说：“小鲁，你们老师只知道在黑板上养猪养鸡，那农场就是没弄好。”我说，“那我留下来，到农场去。”我就到农场养鸡、养猪去了。
    同学们都说我是傻子，但我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
    “危机”对应的是“机会”，相当于镜中人和镜外人。安危相生，祸福相依。遇到最坏的事，把它变好，将最差的状况变成最好的状况，才是做企业之道。
    比如后来我们去海宁建鸡场，什么都搞好了，井打了很深都不出水，急啊。鸡场都建好了，没水不就建在沙漠上了？想办法吧！我赶紧请浙江省地质大队钻井队来帮忙，还不行。最后我们请来张家港的专业钻井队来，终于把水打出来了。谢天谢地。
    正准备大干一场，问题又来了。鸡苗，从五块五一只跌到五毛一只，而且越便宜越没人要。鸡苗的保质期只有24小时。真是活见鬼了。
    我们跳过经销商，直接去找农民，把鸡苗卖给他们。平时给他们技术指导，承诺等鸡长大以后帮他们卖掉。
    我们又去联络批发商，让他们收购农民的鸡。这样一来，我们的鸡苗质量好，死得少，农民信任我们。问题解决了。

    管理其实就是经验主义的学问。我要帮企业家，教书是我的使命。

    1987年，我在浙大学了一年德语，准备去基尔大学进修。有个德国女士在浙大学中文。我教她中文，她教我德文。
    她住在西柏林，在德国是中产阶级，生活富裕。1992年底，我要回国了。没钱买飞机票，只好坐火车，要坐17天。临走前，她和先生邀请我去她家作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