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
    “社会发展太迅速了，各种各样的纠结，它造成了很多逻辑上讲不通的事情。”

    贾樟柯告诉我，如果不是考上北影，他或许会去当个广告公司老板，或者成为老家的混混。
    但他更该成为一名诗人吧。他从中学时就开始写诗，现在还在写，当然，他不大愿意把这些诗拿出来。
    在他的文章里，他会引用那些感情最激烈的诗句，比如北岛的那句“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我相信，当他让镜头面对那些贫困的或是社会边缘的人时，他是有一种责任感，有一颗怜悯心的。当然这也是一种爱好，一件可以让他快乐的事。
    就像若干年前，“青年电影工作室”诞生的那个夜晚，他对王宏伟说的那句话：“我们一定要拍自己的电影。”
    《世界》是我的电影第一次可以放给国内的观众看，也是我第一次让电影面对汾阳以外的世界。
    准备《世界》的时候，有两件事对我影响特别大。一是非典，一天到晚只能待在家里，出门也不知道该去哪，好像回到农业时代的感觉。那个时候，你会反思非典之前的人际关系和节奏。
    再一个，就是莫名其妙的文化自信的丧失。看楼盘广告，我突然总结一个规律，这些楼盘的名字都是用国外的名字命名的，什么罗马花园，温哥华森林。觉得很超现实。所以，我找到了那个实景公园，那里面的人们似乎时时刻刻生活在别处，在乌兰巴托、巴黎这些地方，其实只是生活在这里。
    《三峡好人》其实是《世界》的一个延续。拍这部片子的时候，我找到了一种方法用画面表现现实里的超现实感。
    《三峡好人》里有个喜欢《英雄本色》的小孩，他的梦想就是小马哥那样，穿着风衣，用钞票点烟。有点像《任逍遥》里的那两个小孩。
    对于他们，这些生长于内地的普通青年来说，很难找到逾越阶层反差的动力和方法。以前，每个人都充满了机会，因为规则在转变。我很多好兄弟，就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小煤窑，然后就起来了。可到了2006年，对于年轻人来说，洗牌已经结束了，机会不多了。以前还可以考大学跳龙门，现在考大学出来意味着蜗居甚至失业。这又是一个传媒非常透明的时代，别的年轻人怎么生活，看得都特别清楚，特别容易有挫折感。
    这是现实的一个细节。在《三峡好人》里，我让纪念碑突然发射，让你看到在废墟上走钢丝的人，或者是打一个电话就可以让一座大桥亮灯。你可以说这些画面是超越了现实，但我觉得是现实的本质。
    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表面上，周围都是崭新的东西，可你还会觉得生活在废墟中。社会发展太迅速了，各种各样的纠结，它造成了很多逻辑上讲不通的事情。

    历史
    “重要的是把它说出来，因为这是你的工作。”

    一个法国评论家说贾樟柯的作品进入了“中年早期”这个状态。回顾他的电影，你会发现他从青春记忆开始，然后进入当下，《二十四城记》和《海上传奇》又开始面对历史，最后，他要拍古代。当然和其他导演喜欢的古代不一样，他的古代指的是1899年——中国开始进入现代化的时代。
    你或许可以发现这个中年人的兴趣。
    去年之前，贾樟柯每天要抽两三包烟。去年有一天，突然不想抽了，就不抽了，至今仍未破戒。贾樟柯今年40岁，但除了戒烟，他说不出自己有些什么变化。
    你接受访问时说你曾很多次想过不拍电影了？我问。
    我现在也有可能不拍电影了。还有更好玩的东西，可以去尝试吧。
    现在还没找到更好玩的事，所以还在拍？
    我只是表达我对电影的态度：我觉得电影谈不上是我的信仰，它更不是我的生命。
    你的信仰是什么？
    我没有信仰。
    和很多人一样？
    是的，我也不能免俗，我也很茫然。
    《二十四城记》和《海上传奇》，我选择了一种口述历史的方式。我特别想认识这些人，想听他们讲这些事。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能接触到的当代历史，都是抽象的，特别需要一些细节来补充。
    比如下岗，很多人自己或者朋友、亲属遇到过，但那时候记录的东西非常少，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大清楚了。我觉得这些故事不该变得陌生。
    对下岗我不陌生，对其他事也是这样。小时候，我父亲带我在街上，他对我说，这是邮局，我明白这是邮局；过了几天，他再带我路过邮局的时候，他对我说，这个房子是咱们家的。又过了几天，他告诉我城关公社原来也是咱们家的。我才知道，我家原来也经历过历史上写的那些事，所有东西都被剥夺了。
    你可以说我是用小人物的体验来看历史，但其实对于我来说，人物没有大小之分。《海上传奇》说得就是这样的故事：看上去是大人物，比如民国大员，比如万众瞩目的明星，其实生命一样被动。
    我接下来要拍《在清朝》，很多宣传都说是商业片，我觉得是一种误解，叫古装片更合适点。我拍了12年当代的人和故事，想换一换口味。不过古装片花费高吗，所以要用一些商业模式。
    古装片计划是拍成三部曲，时间上大概是从1899年到1949年。《在清朝》是第一部，大概是从1899年到1911年，在山西一个县城里的故事。我还想拍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和1949年的香港。
    拍这些电影，我是希望能达成一些对于历史的共识。我从90年代开始，在世界旅行，个人通过各种各样渠道，接触到不同华人文化中的史料。但不是所有公众都有我这样的机会，我觉得他们深刻地被教科书中的历史所影响了。电影是个相对来说大众的媒介，我希望把一部分历史的真相是通过电影告诉那些人。
    我觉得我这个年纪的导演也好，艺术家也好，应该有超越过去立场的东西。而我的很多长辈，他们的意识和生命被局促在一个立场上，很可惜。我希望通过我的电影，把这些解放出来。
    我不会幻想几部电影就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从事文化工作，一定不要判断自己的工作有多少影响力，就当它没有影响力。因为一判断反响，你就走向反面：当你发现真的有影响力的时候，你就会膨胀；当你发现一点影响都没有的时候，你就会虚无。
    我是拍电影的，我只是用电影来谈这些事，就像作家用小说，社会学家用论文，历史学家用历史发现一样。重要的是把它说出来，因为这是你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