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日，时寒冰来到杭州，为新书《时寒冰说：经济大棋局，我们怎么办》举办签售。解放路新华书店果然人山人海，几乎每个拿着书要签名的读者都会用急迫但期待的眼神问他：“时老师，房价会跌吗？”抑或“时老师，物价这么涨，买点什么能保值呢？”

　　在新作中，时寒冰对全球局势和中国经济趋势演变中的一系列问题，从根源上进行剖析，让门外汉也能明白趋势发展，“只要明白了大趋势，无论在工作中、企业经营中，还是投资中，都能够争取主动，达到正确决策，或者实现财富保值、增值的目的。”

　　时寒冰说，自己出身寒门，很能体会到底层百姓的生活艰辛，看到不懂理财的老百姓，其财富因通货膨胀等因素而被蒸发，他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想为真理与社会良知而活。”

    记者（以下简称“记”）：大家都想知道，今后该如何让自己的资产不缩水，如何在投资方向上不迷茫？

　　时寒冰（以下简称“时”）：“资源为王”是我在第一本书《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中系统阐述的一个观点，书出版的时间是2008年的12月，正好是大宗商品的一个低点，很多人看到书后，立即通过买入大宗商品或其衍生品的方式来保卫自己的财富，有的实现了多倍的收益。

　　而在新书《经济大棋局，我们怎么办》中，我又特别强调了“固化财富”的重要性——不要让财富悬在空中，不被“固化”的财富很容易蒸发殆尽，这种风险之大是难以想象的。至于具体的投资，或投资品的趋势，我在书中从根源上揭示了影响它们运行的源动力，相信读者朋友能够从中获取大量有用信息。

　　记：最近物价上涨很厉害，特别是猪肉的价格，对此你怎么看？

　　时：对于猪肉涨价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只把眼光停留在猪本身，其实质原因不在猪而是在人——在于人所发行的货币过多了。我们可以来看一组数据，2010年和1990年相比，中国的广义货币总量（M2）增长了46.44倍，相比较之下，美国的数据是1.69倍。猪肉涨价是我国货币超发后的必然结果，并且猪肉价格在短时间内很难降回去，甚至目前的价格还是低估的。

　　记：在如今通货膨胀如此厉害的情况下，老百姓该如何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损？

　　时：如果政府仍然大量地发行货币，对于老百姓来说是很难有机会去选择的。而这样的形势继续下去就有可能造成货币体系出现系统性危机。举例来说，我刚刚买了一套津巴布韦的货币，其最大面值是100万亿，而它在当地只能买一张公交车票，它的货币体系接近崩溃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老百姓根本没法选择，除非兑换成外汇、黄金或实物，你才能恢复利润空间。因此我觉得若政府不控制发行，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它既剥夺了老百姓的财富和选择，又稀释了老百姓的购买力。

　　其实消费是一种本能，不去消费是因为不敢消费。其原因有两点，一是没钱，因为社会财物分配不合理，大多数钱都到了少部分人的手中；二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老百姓的消费有后顾之忧。也是这两个原因导致了中国的内需不振。我国的消费现在是一种非常被动的状态，如果消费带动不起来，那么经济发展要依靠出口和投资，而出口容易受到外国人的影响，风险很大。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没有钱投资，只能依靠超发货币，那么老百姓的购买力就下降，消费就无法拉动，这样我国经济就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的状况。

　　记：虽然你一直强调政府应该控制货币发行，但是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说对于这一情况又显得无能为力，你是希望通过书替老百姓做一定程度的“呐喊”吗？

　　时：是的。中国货币超发的根源，在于政府主导经济发展，而在现行考核机制之下，政府最喜欢上大工程大项目。钱从哪里来？必然存在货币超发。因此，我觉得控制货币发行的关键在于政府转变职能，从经济的主导者角色向服务者角色转换，切实走民富路线，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当下的中国，只有解决了货币的超发问题，才能谈经济的可持续性。

　　记：你曾提出“经营城市”的概念，该如何理解这个概念？

　　时：所谓的“经营城市”是政府职能错位和扭曲的产物。政府的职责是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而不是去做经营。在所谓的“经营城市”的过程中，直接涉及到大量的投资和交易，政府实际上变成了一个逐利的主体，不仅容易滋生腐败，而且，容易把城市建成尘烟弥漫的工地。

　　我曾经发表过一篇《中国与世界隔着一条下水道》的文章：在西方的电影中也常看到这样的镜头：几个人并排走在下水道里，如果再深究一下，那些下水道是100多年前，甚至200多年前修建的。一次性投入，让后代子孙受益，世代发挥着美化城市环境的功能。而我们的下水道狭小不用说，施工质量也难有保障。于是，三天两头挖开修，疏通堵塞。下水道每修一次，GDP就增长一次，而财富却在悄无声息中被损耗。当然，城市的运行效率也大大降低。西方国家修下水道，一劳永逸，此后虽然再也不能在拉动GDP增长方面做贡献，却在悄无声息中，节约着巨额财富，提升着城市的运行效率，提升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中国为什么不以这种质量标准和这种前瞻性来规划城市建设呢？

　　而且政府在“经营城市”中，把“经营城市”变成了“经营土地”，成为土地的倒卖者，更是严重背离了政府的固有责任。因此，所谓的“经营城市”是短视思维方式的畸形体现，是中国应该早日摈弃的一种模式，各级政府部门应该把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作为自己的最重要职责。

　　记：您最近在博客上发表了对郭美美事件的评论，您风趣的说法得到了上万的点击量，请再评价一下这个事件。

　　时：我觉得郭美美是对我国有着“突出贡献”的人，可以说近十年来几乎没有人能与她的“贡献”相提并论。她让我们知道，即便是“红十字会”这样的慈善机构，它也有黑暗和腐败，可以说她一个人推动了整个社会透明化的进程。

　　郭美美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盒子。假想这些善款被人私吞了，那些铁石心肠的人心安理得地去享用别人的善款，而那些等待救助的人们只有继续忍受痛苦和煎熬，继续忍受饥饿和寒冷，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郭美美作为一个新时期的余则成，勇敢地“站”出来，把一个又一个连带的“链条”统统“揭露”。我们这才发现，“红十字会”是一个套餐，其后面还有“商业红十字会”和其他一些披着“红十字会”外衣的机构，它们都在通过不正当的途径敛财。现在，“红十字会”已经宣布将来要把捐款的情况、使用情况、接收情况公布于众，这就是一种进步。

　　记：乔良老师在本书的序中称你为“悲壮的先知”，对此你怎么看？

　　时：我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其实老百姓才是最懂经济的，什么东西涨了，什么东西贵了，这些都是对经济状况的最直观感受，只是大多数人都不愿意说出问题的真相而已。我把真话讲出来，但是我的说法与主流经济学家不同，他们都顺着政府说，他们不承认有通货膨胀，只承认有通货膨胀预期，这是扯淡的话，也是在欺骗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