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11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入围门槛达到50亿元；营业收入和资产总额同比有50%左右增长；实现税后净利润3911亿元，增长79%；有240家企业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360家企业关键技术源于自主创新。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国内政策紧缩的背景下，民营企业的进步可圈可点。但放在世界产业调整和企业竞争的格局中，中国民营经济只是蚕蛹，要承担塑造中国竞争力的重任，还需在政策、制度和技术等方面持续不断地创新。

      现代增长理论的奠基人熊彼特指出，新技术的开发和扩散、组织形式和制度的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而企业家的“破坏性创新”，是财富、繁荣和大众福祉的源泉。从世界经济发展历程来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命运，正是在某种程度上随着人类农业、航海、工业、信息等技术创新的潮流进退浮沉，而伟大的企业和企业家，是这个进程的重要推手。

      政策是第一道坎儿。国家出台了很多方向性的支持政策，“36条”后又有“新36条”，但在落实过程中，很多政策没有细化，缺乏可操作性，让企业感觉隔着一层“玻璃门”，能看见光明，却无法穿越：民间资本在金融、能源、电力、城市公用事业等领域进入的空间依然有限；通信、广电等行业的主要领域，也不准民营企业进入；航空、邮政等行业的不少领域，虽然未规定不能进入，但以各种理由设置条件、抬高准入门槛，实际上使民营企业想进也进不去。《中国改革评估报告》指出，在全社会80多个行业允许国有资本进入的有72项，而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的只有41项。一些政策制定者关于“公”“私”的传统认识根深蒂固，一些主管机构出于部门利益设置障碍，都阻碍了民营经济获得相应的资源配置。

      制度创新是第二道坎儿。民营经济的创业者，多数都对过去的成功充满自豪，在企业决策和日常经营中实行“人治”。表面上也有一套规章制度，但这些明规则是给人看的，实际上起作用的，是游离于文件和制度之外的潜规则。创业者能否随着规模的扩大，实现由小业主到企业家再到现代企业家的跳跃，使企业的经营活动纳入制度的程序，制衡资本、经营和劳动三大主体之间的责权利，这对绝大多数民营企业来说，是一个卡夫丁峡谷。位居500强榜首的华为，前不久由继承人问题引发的产权结构和治理模式争议，恐非特例；与外部竞争的压力相比，内在的伤痕对企业更为致命。

      技术是最关键的一道坎儿。在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是拥有先进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的跨国公司。目前发达国家先进企业的研发投入占到销售收入的5%，而中国民营经济中只有极少数能达到3%。这次公布的民营企业500强中，有440家企业的技术装备号称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其中183家企业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在核心技术方面，有389家企业核心技术号称处于国内先进水平，其中145家企业居于国际先进水平。如果没有水分，这当然令人欣慰，但与此同时，重型化的趋势、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增加，江苏沙钢甚至位居榜眼，也值得警醒。如果在节能环保、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生物和高端装备等领域，不能产生“手把红旗旗不湿”的弄潮儿，只靠传统产业甚至房地产的膨大化，于国于民都不是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