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支撑起衢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分量的，除了古城遗址，还有一座孔氏南宗家庙。

　　公元2004年9月28日，位于衢州城东的孔氏家庙钟声回荡，首届中国衢州国际孔子文化节压轴大戏祭孔大典隆重举行。来自海内外的数十位儒学专家云集衢州，研讨南孔文化。这是建国以来衢州首次公祭孔子。

　　此刻，距离孔氏南宗一脉落户衢州，已整整874年。

　　从山东曲阜到浙西衢州，华夏第一世家后裔的背井离乡，见证的是神州大地的风雨仓皇。

　　1127年，北宋王朝遭遇“靖康之耻”，京都汴京失陷，宋徽宗、宋钦宗二帝均被金兵掠走。随后宋高宗赵构在商丘建立南宋政权。之后2年，在金兵的大举紧逼下，南宋政权基本就是“逃亡政府”，一路南逃，于1129年定都临安。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圣人后裔在这个时候没有辜负朝廷长期来的恩宠。孔子第48代嫡长孙孔端友背负祖传的镇家之宝孔子夫妇楷木像，追随宋高宗一行辗转飘零，仓皇南渡，历经磨难，不弃不离，忠贞之气可贯日月。

　　圣人之后，又有从驾之功，按理孔端友一门应该从此圣眷隆恩不断，皇恩浩荡不绝。可惜，他们面对的是南宋小朝廷。

　　南宋，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缺乏血性阴柔萎落的王朝。“靖康之耻”的巨大屈辱，血色烽火的深重忧患，没有让南宋的帝王知耻后勇，相反是严重扭曲了他们的心态，阴暗了他们的心灵。只留下莺歌燕舞中的自我麻醉，抱残守旧中的苟且偷安，镂金错彩中的畏畏缩缩，令人唏嘘感喟。过敏多疑、狭隘短视、忘恩负义，成为这一个王朝帝王的性格关键词。别的不说，至少在对待孔氏南宗的态度上，小朝廷就忒不地道。

　　1130年，孔氏一门被赐居衢州。为何会被安排到衢州这一远离都城临安的浙西小城？一些学者专门研讨过，给出了不少答案，比如衢州交通便利，远离战事侵扰，文化基础深厚等等，话都往好的说。在我看来，这纯粹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当时的赵构，最迫切的是要尽快运行王权，他首先需要安顿的是那些王公大臣勤王文武，这些人是他维持政权的主体。孔氏一门名气虽大，却无关政要。在赵构看来，只需供奉起来即可。那就暂且到衢州这样的偏远小城待着吧。

　　事后关于家庙建设一事，更是证明了这点。

　　1132年，被安置衢州已2年的孔氏一门给朝廷上书，提出为便于祭祀先祖，请求建立衢州家庙。可事情却如泥牛入海，一拖就是4年。在孔端友一门寓居衢州6年后，一道诏书才缓缓来迟，竟然是“权以州学为家庙。”有人辩护，那是因为宋高宗依然希望收复疆土，让孔氏一门重归曲阜，所以没有同意修建衢州家庙。以最大善意解读帝王无可厚非，只是读遍南宋史，宋高宗一代，却何曾有过光复之求、收疆之梦？

　　权就权呗，摊上这样一个主子有什么办法。没想到的是，这一权就是121年。宋高宗靠不住，他后面的也指望不了。直至公元1253年，宋理宗才批准衢州孔氏修建家庙。至此，孔氏南宗才结束了名不正言不顺身份尴尬的寓居格局，孔子世家正式分为南北两宗。两座家庙，南北相望，多少心酸事，尽付殿宇中。此后数百年，孔氏南宗家庙数遭战火浩劫，三衰三兴，数度移址，现存家庙为明正德年间所建。

　　寓衢800余年，孔氏南宗总体并没有发出太大声响。最响亮的一次声音，温文儒雅亮相在公元1282年的大元朝堂上。

　　其根源，是关于“衍圣公”这一封号的归属。自西汉独尊儒术之后，孔子后裔就开始获得世袭封号，但名称屡变。直至宋仁宗时赐封为衍圣公后，后代便一直沿袭这个封号，孔府也因此称衍圣公府。“衍圣公”封号的归属，对孔子后裔而言意义重大，获封者就是整个家族的“掌门人”。而一直以来，这一封号只归嫡长子所有。到元朝建立，自孔端友南渡，“衍圣公”在嫡长子一系的孔氏南宗已历6代。

　　入主中原后的元朝,自然期望得到汉族正统大义的认同。元世祖忽必烈决定钦封衍圣公，只是在人选上出现了分歧。南孔虽然离开曲阜多年，但嫡长子一宗的身份却毋庸置疑。于是，元王朝把时任衍圣公的孔洙，从衢州招到了京都，要求他载爵回曲阜故里承祀。

　　孔氏家史上著名的“孔洙让爵”，由此产生。

　　相较于这一结果，我更感兴趣的是朝堂上的那一场对话。孔洙告诉忽必烈，由于孔氏南宗一门在衢州已150多年，5代先祖坟墓均葬于此,若遵朝廷诏令北迁,自己就难以尽孝道；若不离弃先祖坟墓,又恐将有违圣意。面对两难抉择，孔洙进而表示,母老乞南还,自己也实在不忍离先祖坟墓而去，故愿将衍圣公爵位让给曲阜的族弟孔治。忽必烈认真听取了孔洙的辩解，盛赞他“宁违荣而不违道,真圣人之后也”。

　　这是一场颇有意味的对话。从衢州到北京，漫长一路孔洙定然已将说辞演练过无数次。他举出的理由固然无可厚非，但细想起来并不具备多少说服力，指望这样的托辞能说服大元皇帝，恐怕连孔洙自己也难以相信。孔洙不愿回归曲阜是可以预料的，当年其先祖正是为了逃避异族入侵而离开，如今要回归侍奉情何以堪？

　　倒是忽必烈的爽快认同出乎意料。其实雄才大略如忽必烈，又怎会看不懂孔洙的心思？只是刚刚入主中原的忽必烈，此时正以宽柔安抚天下人心，有太多比这重要的事要做。更何况对于衍圣公这一称号，朝廷需要的其实是嫡长子一系的一个态度，无论归属于谁，前提必须是由大元朝廷授予。至于其他，回头再说。

　　数年后，随着衍圣公爵位正式回归曲阜，南孔地位一落千丈。但无论如何，孔氏南宗这个过程中表现出的气节，足以令人一振。当一个人乃至一个家族能够以自己的前程命运为代价，去恪守坚守的道义，就应该赢得尊重。更何况其面对的还是以残暴著称的大元朝廷。“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凛然之气，不是谁都能够坚持的。比如与孔洙同居一城的留梦炎，饱读诗书，满腹经纶，一口道德文章，为南宋甲辰科状元，官至南宋右丞相兼枢密使，然而当元军压境国难当头，他却率先遁逃避敌千里，元军攻衢时他又率众投降献桑梓于敌手，降元后又妄图劝降文天祥。南孔圣地，因之蒙羞；铁城衢州，千古蒙尘。浙江士子痛斥：“两浙有留梦炎，两浙之羞也。”史载：有明一代，凡留姓子孙参加科举考试，均需先声明非留梦炎后代，才有考试资格。

　　失爵后的孔氏南宗在生活上陷入了窘况，很快融为平民一体，这种境况持续了200余年。对于一个传承世家而言，这一份落差确实有点大，但对于孔子儒学而言，这恰恰是一种幸运，一种回归。

　　孔氏南宗落户衢州，倍感欣慰的是南宋的文人士子。“靖康之耻”后，南宋小朝廷虽然从政治上重新确立了名分，却改变不了山河沦落苟安一隅的现实，加上战争阴云时刻威胁，朝堂上下交织着一种“梦里不知身是客”的凄惶。此刻，极具象征意义的先圣家庙燃起的香火，立刻焕发出强大的人文张力。天下学子，衮衮诸公，接踵而来。小小衢州城，一时名士汇聚，鸿儒云集。一个家族的巨大变故，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为民族文化的延续和时代情绪的安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有太多著述探讨过孔氏南迁的意义，我比较认同学者滕复的观点：“儒学的传承，一向主要通过学者本身的传承完成，与孔子的世家和门第的存在并无太大关联。孔子南宗具有官方和民间儒家文化两大代表的身份，其对浙江区域文化风气演变和学术思想的趋向，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使儒家文化崇文厚德的社会风气，进一步深入民间，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

　　我留意了一下，让爵之后的南孔子弟，多数出现在书院山林和儒学教谕之中。三衢大地，因此多了几道琅琅书声；千年古城，由此平添三分儒雅。

　　史载：南宋全国22所著名书院，衢州独拥其二。

　　以文化人，德莫大也。

　　四

　　由水亭门外望，衢江玉带环城，江阔水缓，碧波澄宇。数百年前，这里舟楫相挤，樯帆林立。舟马时代，衢州作为交通枢纽城市，达四省通天下。

　　和所有古城一样，衢州街巷间曾闪烁过许多文化名人的身影。仅宋一代，从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到朱熹、辛弃疾、陆游等，都曾客寓城中。是的，只是客寓。的确没有谁是专为衢州而来，只是“通衢”而已。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是途经于此；朱熹目的地在岳麓书院，他将在那里把南宋理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峰；辛弃疾目的地在长沙，他将在那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我无数次发问，这些青衫飘飘的身影，为什么就不能为衢州多停留片刻？这些震古烁今的巨笔，为什么就不能为衢州多飘起一些墨香？应景吟唱当然是有的，但的确算不上什么经典之作。

　　话说回来，匆匆一瞥，留下几句闲吟之作已经不错。

　　终究还是有人留下来了。只是他留下的不是诗文，而是绝唱。留下的方式也显得过于悲壮。

　　他的名字叫杨炯。许多人知道他，是因为他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共同被誉为“初唐四杰”。他是唐初的杰出诗人之一，但他留在衢州的身份，是盈川县令。这一点知道的人太少。

　　盈川是武则天如意元年(692年)新置的一个县，范围大致包括今天衢州市下属的衢江区东北部。从置县到唐元和7年(812年)撤销，盈川县在历史上只存在了短短的120年。如今县废迹灭，什么都没留下，连确切的城址在哪儿都无法确定。

　　杨炯是盈川的首任县令。来盈川前，他在洛阳宫中担任闲职。曾受堂弟参与反对武则天株连，被远谪到梓州。这一次任用，对杨炯是喜忧参半。既有从此关山万重远离朝堂的失落，也有终于为官一任主政一方的期待。杨炯素存抱负，有“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豪情。对这一次升迁，杨炯应该还是很珍惜的。七品县令虽小，但毕竟是个亲民之官，虽干不了什么经天纬地的大事，至少也可以为当地百姓办点实事，这远比待在京城做个闲官强。

　　不过，谁也没有想到，这次江南之行，竟是这位杰出诗人的不归路。2年后，他的弟弟扶榇北归，葬杨炯于洛水之滨。

　　杨炯治盈川时间不长，但千年后的当地百姓依然记着他的功绩：针对吏多枭獍、盗贼猖獗，杨炯从调查摸底入手，严厉打击地方恶势力，惩治那些胡作非为的属吏，使他们不敢再肆意骚扰百姓，使百姓有个安全的生活环境；为了开发衢江对岸荒地，在江边设官渡，动员农民去对岸种桑养蚕，还亲自联系桑苗蚕种，请技术人员来进行指导，帮助联系产品销售渠道，增加农民的收入。当然，他倾注心血最多的，是针对盈川土地干旱，挖溪建塘，兴修水利，而且每每还亲自规划，资金不足，带头捐钱。修九龙塘，他将自己为人家撰写碑文所得的钱全部捐献，时人称此塘为“杨塘”。

　　时运多蹇，天妒英才。尽管杨炯在水利建设上耗费了大量心血，但到第三年，盈川气候出现反常，在急需雨水时赤日炎炎，江河枯竭，溪塘干涸。作为一县之令，杨炯心急如焚，架设祭坛，沐浴焚香，向天求雨，却屡求不得。深重灾情让杨炯心急如焚，忧急之下对天疾呼：若能解百姓旱情，愿以吾身换之！愤然以身投井。“精诚动天地，忠义感神明。”这一投感天动地，当晚大雨磅礴。《衢县志》记载，“以岁旱祈雨不得，遂赴井死。是日大雨，民称其德。”

　　一代诗才就这样和盈川人民结下了一段生死缘。盈川置县120年，至少有数十任县令，但盈川只记住了杨炯。当地百姓建起了杨炯祠，奉杨炯为盈川城隍神，塑像奉祀。每年农历六月初一，都要抬着杨炯神像四方出游城隍巡乡，接受乡民祭拜。这一仪式，历千年而不改。

　　千百年来，这正是老百姓心中的那杆秤，知道谁好谁坏，谁是真正为民分忧为民办实事。衢州杨炯祠，杭州苏白堤，潮州韩公祠，金华胡公庙……天地为证，只要情系于民、造福一方，就能在百姓口中代代口耳相传，享受奉祀祭拜，永不遗弃。

　　这一方小小城隍庙，比许多纪念馆要深刻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