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于华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课题组成员。

　　（一）放肆的权力

　　造成绝望和导致暴力的几个方面原因都与权力不受约束有关，或者说都源自不受规制的权力。权力不受约束必然成为暴力；而且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暴戾。

　　中国当下所处的可称之为后总体性社会的阶段，具体而言，政府的力量和控制能力空前强大，市场亦受到权力的支配和影响，而社会这一本应是自组织的空间受到权力与市场的合力挤压而十分狭小、力量薄弱甚至缺失。在此情境下正常的社会生活与社会组织必然十分稀缺和弱小，国家、市场、社会的三维均衡态势无从形成。这些社会结构性特点正是社会戾气产生的土壤与条件。

　　权力不受制约的表现之一是官民关系极为失衡：官员能做的事和百姓能做的事有着天壤之别。例如，百姓不宜自私自利见利忘义，官员适宜以权谋私受贿索贿；农民工即使在长期夫妻分离的情形下也不宜采取不良方式（包括观看A片和色情表演）来解决生理需求问题，而同时大大小小的贪官却创下性消费和性占有方面的多项“吉尼斯纪录”；……不难理解，如此失衡的官民关系会导致剧烈的见官即仇、逢官必反的心理和事件。

　　就现实而言，在缺少自主的市场和自主性社会的情境下，权力非但解决不了经济和社会的问题，甚至连它自己的行为也无法控制。权力一旦失控，即“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时，作恶和枉法就已经处于“不可治理”的状态。如此上无约束、下无监督、左右无制衡的不可控权力，必将导致权力合法性的丧失，各种潜规则支配着社会的实际运作，对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和道德理念造成严重侵蚀；与此同时，公众的信任感和社会认同也会急剧丧失；进而越来越多的人“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权力部门。

　　几年前的山西“黑砖窑”事件，我曾经分析过失控的权力会带来整个社会生态的恶化：谋利型权力的实作逻辑是，有利则逐利、争利、夺利；无利则放任和放弃。21世纪的奴隶制黑砖窑现象是基层政权以黑社会方式逐利，同时上级部门因无利而放任和渎职所造成的。被权力和治理放任和抛弃的社会底层，其生态无疑会迅速恶化，暴力成为社会运作的主要机制，无疑就是底层丛林社会的形成。具体来看，那些被曝光和落网的黑窑主、包工头和打手的光景多少出乎人们的想象，这些今天已经多少被遗忘的恶人并不是脑满肠肥、衣着光鲜的权势者形象，而是与普通农民、农民工相去不远。事件当事人中最大的官是窑主王兵兵的父亲，不过是一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县人大代表；恶包工头衡庭汉也是打工出身；而致人死命的打手赵延兵，原本就是砖厂工人，自己就曾被衡庭汉用气筒打破了头，后来被发展成打手；……这些人本来也属社会下层，虽然这并不能为他们的罪大恶极辩护，更不能成为他们逃脱法律制裁的借口。但我们需要警醒和思考的问题是，同属社会下层的人们为何变得如此暴虐？黑窑昭示了怎样的社会底层生态？

　　黑砖窑一类的事件告诉人们，一个丛林社会正在底层形成：底层欺负底层、底层蹂躏底层。这种生态的恶化意味着整个社会生态的恶化，意味着文明的沉沦。我们不知道这种沉沦是何时开始的，一次又一次的冲突事件，一次比一次更令人瞠目的暴力，不断撞击着我们的心灵，折磨我们的神经，底线一次次被突破，罪恶一次次超乎想象，无法预想下一次将会是什么。我们在“审恶”中“疲劳”，我们在无望中麻木。这种文明的陷落令人不寒而栗，因为如若整个社会变成一个黑砖窑，没有人可以幸免。这就是我们可能的处境。我们知道的是，如果没有权力的黑恶化，人性不会变得如此邪恶，人心不会如此麻木，资本之恶也不至发挥到如此淋漓尽致。制度、文化、人性恶性互动，共同在“黑窑”中沦陷。这是权力腐败导致底层生态的丛林化和整个社会生态恶化的典型个案。

　　这里所说的社会生态恶化即孙立平概括的“社会溃败”。所谓社会溃败是指社会系统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如同人体的免疫系统疾病，功能丧失、内生性腐败，堪称社会癌症。社会溃败的重要表征首先是，由于权力失控，腐败也必然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应当看到，腐败是失控的权力的必然结果，没有对权力的有效约束，任何反腐败措施都是不可能奏效的。其次，权力失控导致社会的公信力丧失，包括政府的公信力丧失、司法的公信力丧失、媒体的公信力丧失。在一些地方，越是官方的、权威的说法公众越是不相信，甚至只有政府说这是白的，人们才能相信这是黑的。公信力的丧失意味着社会治理能力的根本性瓦解。第三，权力失控和腐败必然导致巨大的社会不公正，缺少正义的社会难免是社会矛盾尖锐，社会冲突频发，上下交相恶，以邻为壑，规则不存，乱相环生；而丛林社会环境中的民众会丧失基本的价值理念和是非观念，精神世界的沦陷和底线不保对一个民族而言将是巨大灾难。

　　（二）自己活也让他人活

　　化解社会暴戾首先需要制约权力，而制约权力必须从社会建设入手。这是一项理性的、温和的、持久的、具有积极的建设性意义的重要任务。

　　波兰的著名公共知识分子亚当·米奇尼克明确地提出在建设公民社会过程中非暴力的主张。这位出身于波兰的一个革命家庭、曾担任“团结工会”顾问和在瓦文萨执政期间出任国会议员的知名异见人士，将妥协和改良作为走向民主和成功进行社会转型的起点和主要途径。

　　米奇尼克认为，“民主是灰色的，而妥协是金色的”；他面对前苏联极权主义统治下的波兰社会，“相信通过革命来推翻专制，既不现实又很危险。那些运用暴力攻占巴士底狱的人，很容易建造一个更加悲惨的巴士底狱。”“极权主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革命暴力的运用。……不管谁运用暴力赢得了权力，他必须运用暴力维护权力。那些被教导运用暴力的人不可能放弃暴力。”而“争取自由的斗争曾经聚焦在权力层面而不是创造公民社会。因此它最终导向集中营”。“暴力折断了社会的联结，并且，当社会如此原子化，其内部政治崩溃，它就变成自动导向极权主义……因此关键问题在于建立一个民主社会，沿着团结的合作尝试的道路改变社会的权力系统，使得极权主义成为不可能。” 在米奇尼克看来，“所有的政府，实际上各种人类利益、每一种善和每一种富有成果的行动，都是建立在妥协和交易的基础之上。”

　　米奇尼克向人们证明了暴力和血腥绝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出路，他也由此而成为“在权力、意识形态之外，面对公众发言，推进独立的社会运动，告诉公民应该如何做，而不是告诉当局如何做”的社会进步的启蒙者。“在他身上，真正体现出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和普世精神。”

　　化解社会暴戾需要悲天悯人的情怀，需要大慈悲，这不仅是对自己人、对同道，对社会下层的普通人，也应该包括对待自己的对立面、持不同意见者，或者可以说要把对方当做对手而不是敌人。有此情怀才有可能开始对话、博弈与合解，而博弈同时也需要大智慧，这也是需要在实践过程中学习和积累的智慧。道理确乎很简单：living and let living（自己活也让他人活），世界本来应该是多元多样性的存在。不同的或者对立的双方在博弈过程中不免有对抗性的争执、互不信任甚至激烈的冲突；但是双方都不应把对方逼入死角，全是一方的利或全是一方的理，事情就没办法解决，如同市场中的交易和社会交换一样。博弈也是让步甚至妥协的过程，需要沟通、商量、讨价还价。双方都有退，双方才能都有进，而社会正是在这有进有退中获得改善和进步的。

　　悲悯和智慧的获得都离不开正常的社会生活，人毕竟是社会性动物。从理论上说，一个正常、健全的社会应该是权力、市场、社会三种力量鼎足而立、相互制衡。在市场和社会发育程度低而权力独大的情况下，发生权力的滥用、失控和腐败是不可避免的，而暴力抗争、以暴易暴几乎也是不可避免的。试想一下，如果那些杀孩子的人有正常的亲情、友情，可以进行表达并得到一定的社会支持，会形成那么极端的反社会人格吗？会以极度扭曲、黑暗的心理去实施疯狂、血腥的暴力吗？如果那些富士康跳楼的员工有正常的社会交往和社会生活，对未来有所期待，会选择轻易地放弃生命吗？

　　化解社会暴戾必须使权力得到控制，而约束权力、驾驭资本，唯有靠社会建设。作为公民，应该通过社会参与和积极行动保证自己的合法权利同时推动公民社会的建设。而对权力而言其实也很简单：放松紧绷的神经，放开紧握的拳头，向社会开放合法性空间，让公民社会正常发育。

　　公民权利的获得与社会的建设路途尚且遥远，努力推动正未有穷期。让我们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