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中旬，杨一华刚刚去香港参加了同行交流会，与会的是来自两岸三地的私家侦探们。
    香港侦探D是他在交流会上结识的新朋友，“他们用的设备，科技含量绝不亚于警方，比如在监控侦察时，会用到伪装巧妙的针孔摄像头、qt装置，隔墙监听也司空见惯。他们所用的是货真价实的进口产品，很多时候警方都不一定有这些设备。”
    “相对来说，我们的技术手段落伍不少。”就职于国内某“私家侦探”公司的杨一华深有感触——目前，杭州有三四十家从事私人业务调查的机构，从业者近千人，而专门从事商业调查的机构却不到10家，因为商业调查与家庭婚姻调查不同，打假、追债、商业调查等商务型案件的委托人通常是企业，调查对象也不再是毫无防范意识的普通人，因此需要更多的器材和人员。
    “香港的侦探业有30年的历史，有专门的行业协会，还有警务处管理，哪些业务可以做，可以用哪些侦查设备都有相关规定，他们现在接的业务60%以上都属商业调查，以反不正当竞争居多，不过，商业调查在内地也开始起步了，算得上是侦探行业里的朝阳产业。”毕业于杭州一知名大学法律专业的杨一华曾跳槽去过外企，一年后他还是选择了回来，除了可观的收入外，他更看好该行业的前景：现在普遍被私家侦探看好的商业调查领域，比如知识产权保护、反“商业间谍”，提成高达30%以上，在江浙一带有很大的市场潜力，如果承接这类案件，私家侦探平时拿底薪，每月3000多元，再加上案件提成，收入比白领还高。据杨一华介绍，眼下临近年关，讨债业务逐渐增多，骨干的年收入可达10万元以上。
    不过，对于这个行业，杨一华还是觉得有些“鱼龙混杂”，现在杭州的私家侦探公司从业者素质偏低，与之相对的是“私家侦探”的身份尚未被认可，大多数公司只能顶着“商务咨询”的名头展开调查。本期封面报道将为您揭开这个行业的神秘面纱——

    转型

    “驾驶一辆蓝色福特？车牌？现在往宁波开。好，跟上，一定要拍到他进宁波那家工厂大门和出厂的镜头。”
    张斌边接手机边发出指令。
    张斌让部下跟踪的是一名“脚踏两条船”的员工，这名员工一边在杭州某外企工作，一边又在宁波一家同类企业兼职，杭州的公司认为他有出卖公司技术和商业机密的嫌疑，因此委托私家侦探调查。
    32岁的张斌，被同行称作杭州私家侦探业的元老。自2001年他从警校毕业进入调查行业的最基层工作算起，至今已近10年，如今张斌在杭州的公司已有20多名员工。在过去的一年里，张斌的这家机构接下了百余起案子，除调查人员行踪外，还会承接一些企业的打假和商务调查业务。但张斌的公司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却是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公司名不符实的缘由是私家侦探身份的不合法。早在1993年，公安部就颁布了《关于禁止开设“私家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办各种形式的民事事务调查所等私家侦探机构。但各种假借调查公司、商务信息咨询公司招牌的私家侦探机构仍不断露头。
    1992年中国才出现了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私家侦探所。
    据张斌透露，在不足20年间，国内的私家侦探所数量已达5000多家，从业者近十万人。记者在百度搜索上输入“私家侦探”四个字，800多万个相关网页显示着这个行业表面上的繁荣。
    “其实我最反感别人叫我们‘侦探社’，一听就以为是专门调查小三的，其实婚恋调查老早沦为夕阳业务了。”杨一华现在是某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经理，这个机构是现在中国最大的“私家侦探”公司之一，在上海、杭州、义乌、苏州都有自己的公司。
    “最初私家侦探社都会从婚恋调查做起，因为入门非常简单，不过从目前整个市场来看，蛋糕太小了，从业者素质也参差不齐，稍有规模的公司都开始转型，而其中又以从事商业调查为主要业务。”杨一华说，他们现在90%以上的业务都是商务调查。
    “其实从2005年开始我们就在转型了。”自从帮日本一知名内衣品牌做了打假工作后，杨一华尝到甜头：传统的婚姻调查，一般为时半个月到一个月，收费1万元至3万元，而商业调查5万元起步，打假调查有时要连续半年，收费在20万元至60万元不等，“不过收费也要看调查的难度和进度，如果是客户自己举报并提供线索，调查公司只需证实，是赚不到太多钱的。但调查公司一旦自行发现线索，便会得到企业方面的重奖。”
    现在杨一华给了自己一个新的定位：企业医生，主要工作方向为商事调查，包括企业风险防范与控制、企业危机处置与公关、知识产权保护、商业信用调查等。
 
    “商业调查”被看好

    不过在商业活动中，私家侦探机构的确大有用武之地。
    从事过武警工作，后来又在公安部门工作过的韩虎在1997年就干起了这一行，2003年他向工商部门申请创办了现在的调查公司。不过韩虎还有另一个身份：商账追收师，这是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首批资格证书，“浙江民营经济发展迅速，债务纠纷发生率高，是‘商账追收事件高发区’。”追债只是韩虎的一小部分业务，近几年，企业维权、打假才是他的公司重点发展的方向。
    “从维权打假一块来说，沿海城市的商机更多。”从业13年，韩虎的脑子里已经有了一幅清晰的产业分布图：近几年接到的食品、药物、化妆品的打假事件多集中在安徽、河南等地，浙江、福建、广东等地主要是品牌商标的假冒侵权问题，“尤其是浙江的民企，有一定的品牌，经常会出现品牌、商标的侵权问题。”
    “相比而言，外企对这块尤其看重，我们公司目前有七八成的商业调查案都是外企委托的。”杨一华说，在华跨国公司每年的打假费用预算总计近千万美元，不少知名的外企私家侦探公司，从2000年初进入中国开始，就主打知识产权保护，这些外来的侦探机构盯住的就是这块蛋糕，“长三角一带的中型民企则是我们未来的目标客户。”在他们的概念里，中型企业产值起码一个亿元以上，有自己的品牌，尤其是转型中的企业，非常需要他们这样的“企业医生”。
    “除了有市场外，知识产权保护之所以被看好，是因为现在大多私家侦探做的都是其中的一块：打假，而打假用的方法类似以前的民事调查，以追踪为主，较好操作。”张斌的商务信息咨询公司从2007年开始也在酝酿转型，不过他要走的是差异化路线，“今年我们公司做了几个数据普查和分析的案子，这将是我们未来的重点发展方向。”张斌所说的数据普查主要是帮企业做商业背景调查、个人职业诚信调查等，类似现在一些国际知名调查机构的业务，除民企外，还可能会接到机构的单子，利润可观。
    不过对于私家侦探公司的转型，杨一华和张斌都更推崇一种新型的企业调查——反“商业间谍”，这也是前不久的新闻给他们带来的新思路，“今年上半年，某工业园区工商所对园区企业做了一番调查后发现，商业秘密泄露已成当地企业发展的最大隐忧。”
    “其实，不少企业都缺乏保护商业秘密的人才。”杨一华与不少浙江民企企业家接触过，他们愁的是找不到人才，可又怕太能干的人最后是卧底，“除了对手狡猾，企业保密意识的薄弱也是商业秘密遭窃取的重要原因。不光是小企业，大企业也有这样的问题，尤其是医药化工、网络等技术型企业与大量的外贸型企业，是商业秘密被侵犯的‘重灾区’。”
    浙江某化工公司自创建以来，一直与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合作开发和研制新产品。两年前，企业自主研发的某农药工艺为国内仅有，产品售价达50万元/吨。后来该公司一车间班长突然跳槽，不久外省一企业就使用了同种配方及生产流程抢上了新项目，并用28万元/吨的低价策略挤入市场，致使产品价格一路下跌。在这样的态势下，浙江的这家企业也不得不改变经营策略，放弃了这一产品市场。去年上半年，该企业花了1000多万元研发了一种新产品，进入实验阶段，没想到不久企业就揪出了一名“商业间谍”，竟是企业副总，这一技术成果险些外泄。
    “谁会料到身边的高管会出卖公司的情报呢？这时候，通过私家侦探就能巧妙地解决这些问题。”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钱梁律师说，涉及企业商业秘密的纠纷，首先是发现泄密比较难，其次取证也难，最后要定性损失就更难了。不过私家侦探可以联手政府部门解决这些问题。现在该化工企业所在的工业园区，在当地工商部门帮助下，园区内10多家试点企业组建起了商业秘密保护机构，一些企业开始签订员工保密制度、员工保密协议、外协加工企业保密协议、员工竞业限制合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