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罪的救赎与痛苦的挣扎，浸透了繁华阅尽后的光荣与梦想；明灭沉浮的悲情画卷，缓缓延展成一部中国企业家‘精神绞刑架下的报告’。”如果非要找句话来概括这本书，上述语句可以一言蔽之。

    这本黑色封面，又冠以“黑皮书”之名的书，讲述的主题是与官商结合有关的内容。当“官”与“商”混合后，会是怎么样一种产物？我们时常能从老百姓口中听到一些词汇，比如“官商勾结、贪污腐败、行贿受贿”等等。很多时候，对于“官商结合”的事情，我们几乎都认为这是一种当下的社会现象，一种经济领域的潜规则。这本书的作者却从另一个角度来告诉我们另一层意思。在学术意义上，官商结合则是一个历史名词，一种基于企业和政府分工不清晰事实的学术定义。据说，官商结合的学术定义，由汉学家费正清、费维恺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提出，涵盖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官办三种企业形式，三种形式之间，是一种不断改进的过程，表明进入近代以后，中国企业的发展形式，由起初的政府和企业同时参与，退化到后期单纯的政府直接操控。

    历史，真是件有趣的事情。这本书就从洋务运动开始，讲述了中国一百多年之间，企业的商业模式一直是在官商结合的道路上徘徊，而不具有确定性。商场和官场之间，有一条看得见的发财当官的通道。这个通道，就是生生不息的官商结合模式。企业究竟应该由谁来办？私人，还是政府；官僚，还是商人？中国企业发展的路径、轨迹，事实上与中国的制度变迁一直正相关。

    除了历史，这本书最具吸引力的内容，应该是对于当代的一些知名企业家进行的“单刀直入”式的提问。我数了数，书中提到的企业家共12位，皆为行业翘楚人物，且大多人物具有一定争议性。而书中给予每位人物的问题，也颇吸引眼球。比如，任志强是不讲理的房地产商还是政府的“婢女”？王石、冯仑如何在官场、商场游刃有余？柳传志何以从体制的铜墙中撕开一道股份制口子？张树新凭什么认为诸多企业家中没有几个人真正自由？这些极具挑战性的问题，让人不得不拿起它来阅读一番，以满足好奇心。

    其实，官商结合的现象早已成为企业界默认并遵守的潜规则了。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其说这是管理者的选择，不如说是体制下的无奈和悲哀，希望，官商结合不要成为中国企业家无法打破的宿命。

    精彩选读

    苏小和：很奇怪的一家公司， 脑袋是国有的，但是肢体渐渐私人化了。

    任志强：对，那么我这个脑袋，现在实际上还有两个完完全全百分之百的全民所有制，一个是我的集团公司，另外一个就是我的土地中心，这个土地中心只挂牌子。它是干什么？是为了替政府承担公共职能的责任。比如说我们是地铁4号线股东，要到那投资，实际上是不赚钱的，是要赔钱的，不但要投入股本金，而且还要给它担保贷款等等，做很多股东的工作，可是它没有收益，两块钱的车票，连运营费都不够。政府在决定两块钱的时候，根本就不考虑股东权益问题，因为你是全民所有制，代表政府去做。因此这个发展过程中，这个机构是要承担政府的公共职能，代表政府去应付一些其他事情。比如说，贫困地区到区中心交流的干部，哪个人回家也不能空手，要带钱回去，我就负责给钱，名义上是捐赠。拿了一百万、二百万去当地解决什么问题，基本上所有的贫困地区交流干部都会有这种事。当然不只是在我这一个企业。在区里，几个国有公司都分别分担，我们都要承担这样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