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龙饭店到浙江美术馆，这是程泰宁的杭州。在严重“失语”的全球化背景下，程泰宁先生致力让当代建筑讲“中国话”，“立足此时、立足此地、立足自己”。随着城市化的规模日益庞大，速度日益迅猛，拥有程泰宁的杭州，或许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程泰宁。

建筑大师程泰宁

    “我从来不去问为什么我没有中标”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在杭州留下作品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建筑大师程泰宁先生坐在简朴的办公室沙发上，窗外是西湖文化广场高耸的环球中心，“现在我想在杭州CBD做一个项目。”

    程泰宁先生正在参与竞标的，是杭州钱江新城金融城项目。钱江金融城位于杭州市钱江新城钱塘江与京杭大运河汇流区域，项目用地近11公顷，规划地上建筑面积约80万平方米。今年6月份设计方案征集公告发布后，有100多家报名参加，相关部门最后从中选了7家，除了程泰宁先生，其他6家均是国外大牌建筑事务所，包括上海环球金融大厦设计者美国KPF、上海金茂大厦设计者美国SOM、香港汇丰总部大楼设计者英国建筑大师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等。

    这不是一个常规意义上的建筑设计项目，竞标方案不仅要完成整个金融城的规划设计，更要落实到每一幢建筑的单体设计。“这跟我以前做的项目都不一样，我更喜欢做不一样的东西，而且目前中国几乎所有城市的CBD都是国外的事务所设计的，所以我更想试试。”程泰宁先生说，最近五六年已经不太参加竞标了。自从2008年参加杭州铁路东站枢纽设计方案国际招标后，程泰宁先生暗自“伤心”了好一阵子。程泰宁先生甚为满意的设计方案最终没有中标，当然即使对于一个建筑大师来说，没中标也是常有的事，但是程泰宁先生对这个项目倾注了太多的感情，到目前为止，杭州东站铁路枢纽工程和河姆渡遗址博物馆（这是另一个故事）仍然是他最喜欢的作品——两个都是停留在纸上且最终未中标的设计方案。

    程泰宁先生对于铁路车站有特殊的感情。早在1962年，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土建研究所工作的程泰宁先生，就作为《铁路旅客站建筑设计》三个负责人之一参与编写该书，历时近三年，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至1964年底才完成。改革开放后，这本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作为中国铁路客站设计的教科书。1993年，程泰宁先生担纲杭州火车城站的建筑设计，到目前为止它仍然是全国最“薄”的火车站，“薄”带来的好处是旅客从进站到月台的路程可以缩小到最短，从而带来便捷性。当初程泰宁先生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就预留了地铁出入口，这个极富前瞻性的设计在十几年后杭州地铁一号线的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火车城站在高楼林立的杭州市中心仍然保有中国传统建筑的意味，特别是镶嵌在建筑主体之中的坡屋顶，拥有恰到好处的美学比例。程泰宁先生一生都在致力于创造一种属于中国的建筑，在技术层面他认为最需要继承的是中国传统建筑对美学比例的精湛控制。“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当时火车城站的外立面材料用得不够到位。如果将来火车城站翻新重修，只要换一种外立面材料，效果就会完全不一样。”程泰宁先生也坦陈了一些不足，“当时没有预计到私家车拥有量会呈现爆发式的增长，所以现在是有一些拥堵。”

    “中国式招标总是会有一些说不清楚的事情。我从来不去问他们为什么我没有中标。”杭州东站铁路枢纽竞标失利并没有减弱程泰宁先生对于杭州这座城市的热情，只要遇到他感兴趣的项目，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去参与，哪怕是又需要竞标，哪怕又要直面一批又一批国外大牌建筑师的直接竞争。2008年，浙江美术馆建成后，程泰宁一直未有新的设计作品落在杭州。今年78周岁的程泰宁先生，仍然希望用他的设计作品，来继续表达对这座城市的爱与渴望。

    建筑作品是公众美学教育的最好方式之一

    1981年，程泰宁先生来到了杭州。程泰宁1935年生于南京，抗日战争时期曾随家避难四川，抗战胜利后返回南京，并且在上海读完初中，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高中毕业后，他本想报考文科专业，但是遭到父亲的反对，父亲希望他报考工科。这时候，一位原中央大学艺术系毕业的姑姑来他家做客，她说“中大”的建筑系很有名，建筑属工科又和文科有关。就这样，程泰宁先生在1952年秋天踏进了南京工学院（原中央大学）那带有西洋古典气息的校园，成了建筑系的一名学生。

    这样的经历与犹太裔美国建筑师丹尼尔·李布斯金非常相似。李布斯金先生从小一直喜欢画画，有天深夜，他坐在厨房的桌子上专心画画，他的母亲倒了两杯水在他对面坐下：“那你想当个画家？你想蹲在阁楼上饿肚子，连一根铅笔都买不起吗？当个建筑师吧，建筑是门行业，也是门艺术。在建筑中总是可以表现艺术，但是在艺术中无法表现建筑。做建筑师是一石二鸟。”就这样，他也成了一位建筑师，他设计的柏林犹太博物馆和纽约911世贸中心重建项目让他闻名世界。有趣的是，程泰宁先生设计的建川战俘博物馆与李布斯金先生设计的柏林犹太博物馆几乎拥有如出一辙的悲剧美学震撼力。

    大学毕业后，程泰宁先生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土建研究所，四年后在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建筑的全国设计竞赛中脱颖而出，他的设计方案与另一个方案进行综合后最终付以建造。“文革”期间，他被调到了山西临汾。“有一次我去医院看病，医生边填写病历边问我，干什么工作？我说搞建筑设计。医生抬头望了望我，冷冷地说，盖房子还要设计？”在临汾的“山沟沟”里，程泰宁先生极力争取的一些工程全都落空了，唯一建成的是一个公共厕所，他笑称那是他设计生涯中的“处女作”。直到1980年，他终于可以调回北京了。“也许是文革的‘阴影’太深了，也许是切盼有一个安定的工作环境，在反复考虑了一年之后，决定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杭州。”

    让程泰宁声名鹊起的就是杭州的黄龙饭店。黄龙饭店最初由美国著名建筑师贝克特（R.W.Beckett）设计，当时他刚刚在北京设计了长城饭店。后来中国香港建筑师严迅奇先生又做了一个设计方案，程泰宁先生总觉得两个方案对周边自然环境考虑得不够，因此“毛遂自荐”要求参加设计方案比选。经过一番曲折，也听了各种嘲讽，黄龙饭店最终采用了程泰宁的设计方案，并于1987年建成，至今堪称经典。当时的黄龙饭店筹建办主任边晓峰后来回忆说：“程先生对认准的事情要求很高，一定要做到他想要的效果，所以当初做黄龙饭店时我们很痛苦，就希望他不要再折腾了。我们还记得当初外立面的瓷砖已经贴得差不多了，但是程先生到现场来看后觉得没有达到他要表达的效果，想重弄，可我们又没有那么多预算，程先生后来就自己掏了10万元，把这瓷砖全换了。20多年前10万元是什么概念！”

    2007年，黄龙饭店的改扩建工程启动，程泰宁先生又亲自陪黄龙饭店业主方去日本选立面砖。他趴在地上看，要在阳光下看，在仪器上看，折腾了好久。日本那家材料商的老板对程泰宁先生说了这么一句话：“您是我们碰到的这么折腾的第二个人。第一个是30年前的矶崎新。”

    “矶崎新现在不太愿意承认中国湿地博物馆是他设计的。”程泰宁先生说，这是建筑师最典型的一种无奈。特别是在中国，再完美的设计，即使是国外建筑大师的作品，也将在建造过程中遭到损伤。比如程泰宁先生设计的浙江美术馆由于赶工期，屋顶的玻璃施工工艺不到位，造成了经常漏雨。再比如英国建筑师大卫·奇普菲尔德设计的良渚博物院，开放运营后管理方竟然用石膏填补地面石材上的天然洞眼，乍一看好像地面上粘满了一块块口香糖。今年来，程泰宁先生还在很多县市设计了一些博物馆项目，设计及建造过程中的“损伤”问题就更严重了，但是他依然认为不能“因噎废食”，富有艺术性的建筑作品是公众美学教育的最好方式之一，在美学教育上，小城市比大城市更具迫切性。

    杭州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程泰宁？

    经过多年努力，程泰宁先生终于成功辞去了杭州市建筑设计院院长职务。他喜欢在一线创作，而不是被行政事务过度侵占他的创作时间。不过这已经是1992年的事情了。即使到了该退休年龄的时候，程泰宁先生还是不肯放弃他的创作：“真退休的话，我就什么事情都干不了。中国的国情就是这样，退休就意味着退出社会。”

    所以，2001年他偶然在《中国建设报》上看到时任建设部部长的一个讲话，提出可以在设计院支持下，由院士、大师挂牌，发展一批名人专业事务所。他看了很兴奋，最后找到中国联合工程公司，成立了中联程泰宁建筑事务所：“我从杭州市建筑设计院出来，就带出来两个人，后来这两个人也不干了，只剩下3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了。”

    现在程泰宁先生已经把“中联程泰宁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名称改成了“中联筑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在事务所的名称中主动去掉自己的名字，他的理由是“我觉得一个单位的个人色彩太浓，不利于单位的发展。2002年开办时的条件很差，为了让这个新单位能站住脚，能生存下来，个人的品牌还是能起一点作用的。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单位已经基本稳定，人员从原来的几个人发展到200多人，在上海、南京和成都都有了分支机构，几位中青年同事已经能独当一面，为了更好地发展，能吸引更多志同道合的建筑师过来，所以我提出改名的想法。”程泰宁先生的想法遭到了同事们的极力反对，但最终还是拗不过他的坚持。

    对浙江美术馆称赞有加的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罗先生，前阵子他来杭州提及程泰宁先生时有些失落。安德罗先生是天安门前中国国家大剧院的设计者，他说他在杭州下沙科文中心项目的竞标中输给了程泰宁。实际上，“打败”安德罗先生并不是程泰宁先生，而是中联筑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总建筑师王幼芬女士，也就是程泰宁先生所说的“已经能独当一面的几位中青年同事”之一。下沙科文中心项目是由王幼芬女士设计的，程泰宁先生并没有参与。

    实际上，程泰宁先生与保罗·安德罗先生有过一次公开对话。当被问到“中国是否已经成为全世界古怪建筑的重灾区”时，程泰宁先生说：“一个国家的文化在过去比较封闭的情况下，要往前走，肯定需要借鉴和吸收外来文化，但是我希望这个过程不要太长。一个国家毕竟还是要做自己的东西，中国的城市建设和文化建设毕竟还要中国建筑师去做，这很重要。当然我这样讲并不是说以后不能请西方建筑师，而是希望欧美建筑师到中国来能够尊重中国文化方面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对我们都是很重要的。”

    安德罗先生回应说：“根据这几年在中国的观察，我觉得中国的课已经补得差不多了，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建筑师和国外的建筑师已经基本上是属于一种平等对话的状态了。”

    对于这样的恭维，程泰宁先生做了一番极其坦诚的演说：“我要谢谢安德鲁先生这番话，这番话如果能让更多的人听到，并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共鸣，中国建筑师就太高兴了。但现实与安德鲁先生的这个情况相差甚远。从内心来说，我们很希望和西方设计师平等交流，甚至是学习，这种态度我们是有的，可是现实层面许多东西被扭曲了。我们希望中国的领导、媒体、公众都能看到自己的进步，给中国建筑师更多发挥的空间。但是很遗憾，从整体上看，现在的中国建筑师还做不到这一点，这里有个社会环境的问题。”

    在严重“失语”的全球化背景下，发愿“要干到干不动为止”的程泰宁先生仍然致力让当代建筑讲“中国话”，“立足此时、立足此地、立足自己”。所以，对于同在杭州的王澍先生获得201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程泰宁先生认同“能获奖是好事，关注王澍就是关注中国，对于中国建筑师来说也是好事”，尽管大家对“什么才是中国”理解不同，同时能坚持做自己的东西就非常了不起。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已经很少有建筑师还坚持在一线工作，还在画图。程泰宁先生是个例外。2007年有段时间，程泰宁先生身体不太好，在医院待了一阵子，那会儿是他脾气最大的时候。同事们每天都要把草图拿到医院去给他看，但由于不是他亲力亲为，总有控制不住的地方，所以那段时间是同事们挨骂最多的时候。后来程泰宁先生病好了，又能亲自上阵画图、做设计了，他的心情也就雨过天晴了。

    随着城市化的规模日益庞大，速度日益迅猛，拥有程泰宁的杭州，或许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程泰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