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主讲

    王蒙
    著名作家

    中心思想

    有些人说，中国现在没有大作家，再也没有曹雪芹、没有鲁迅了。其实同样，法国现在有巴尔扎克吗？意大利现在有达·芬奇吗？英国现在有莎士比亚吗？连季羡林老先生都提出来说，现在有些通俗歌曲，听着不怎么高雅，但过几百年以后，也有可能变得非常可爱，就像宋词元曲一样。时代不一样，什么都有可能。真正经典的出现，要经过时间的选择和淘汰，现在所说的一些经典，在作者活着的时候没有这么经典。

    课堂速写
    经典要让历史来检验

    中国人不喜欢科教片，可《阿凡达》不一样。《阿凡达》里有真人、有卡通，有特技、有情节，尤其是表现美国公司的贪婪和对大自然的破坏时，把人类最糟糕的一面表现得如此充分彻底，同时又歌颂了自然，歌颂了人性善良的一面。虽然是大片，《阿凡达》却在秀一种思想。这说明什么？即使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单纯用市场效益来衡量文艺作品的。还有一个很强大的衡量系统，这个系统就是专家、学者以及有公信力的传媒组成。

    纽约时报的剧评、书评、影评都非常厉害。我还记得1982年，我到《推销员之死》的作者亚瑟·米勒家去，祝贺他的新戏在纽约上演。米勒当时就忧心忡忡，说这部戏已经上演了一段时间了，但是纽约时报剧评始终没有表态，所以他很担心。中国有这样的评论吗？我们缺少一个和市场能够鼎立、能够平衡的文艺评估体系。

    要健全社会对文艺的评判，我提不出更好的方法，但可以提一个愿望，就是要有对文学和艺术的关心和追求，而不是仅仅追求市场。有这样一种追求，才能为整个国家的文化艺术添砖加瓦。我们不能把现在所有的东西全否定了。真正经典的出现要经过时间的选择和淘汰，现在所说的一些经典，在作者活着的时候没有这么经典。

    在封建社会，理失于朝而求之于野。你在朝廷里得不到真理你就到民间去找这个真理。那个时候人民对作家有种应该说是过高的期待。这个作家，就好像是旗手、火炬手，充满着悲情，充满着使命感。但是在当代社会，历史不会重演，我们也就不可能会有没有对鲁迅的期待，因而也就不会有鲁迅。

    所以我认为，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以后，总会有更突出的好的文化的成果能够被历史所接受，被历史所承认。

    美国的普利策奖是由总统在白宫里颁发的。到时候评奖委员会送一个名单来，总统什么都不管，只管最后把获奖者请来，把这个获奖证书颁给他们。法国最高文学奖龚古尔奖也是由总统颁发的。龚古尔奖的奖金是1法郎，据说是把这1法郎放在镜框里，后边是一张证书。

    党的十七大时，胡锦涛总书记在报告里曾经提出要建立全国性的文化艺术评奖体系与艺术荣誉称号体系。没有奖金没关系，真正重要的是国家要重视这件事。世界各国都很重视自己的文化，有对文化的尊敬、爱护、支持的态度。

    普罗米修斯式的期待

    曹丕有言：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韩愈则提出：文以载道。中国的文学艺术，都有一种济世的传统，就是要济世，对社会有所贡献。

    首先做到独立思考，保持真实性、思想性、艺术性、深刻性，保持内容深度与形式完美的结合，要给自己建立一个评估体系，而不是跟着市场走，不受到炒作、传媒以及经济力量的影响。这是今天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应该坚守的底线，不要因为任何一种干预就改变自己对文艺真正的追求。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另一面——文学和艺术有时也带几分出世、避世的倾向。所以有一种说法，说搞这种文艺的是什么人呢叫风花雪月。以至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有左翼文学家在上海曾经发表过一个不写月亮的宣言，认为中国人写月亮写得太多了，反倒不写民生疾苦，今后再也不写月亮了。

    小说这个词最早见于庄子。“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县”乃古“悬”字，高也；“令”，美也，“干”，追求。是说举着细小的钓竿钓绳，奔走于灌溉用的沟渠之间，只能钓到泥鳅之类的小鱼，而想获得大鱼可就难了。靠修饰琐屑的言论以求高名美誉，那和玄妙的大道相比，可就差得远了。

    春秋战国时，学派林立，百家争鸣，许多学人策士为说服王侯接受其思想学说，往往设譬取喻，征引史事，巧借神话，多用寓言，以便修饰言说以增强文章效果。庄子认为此皆微不足道，故谓之“小说”，即“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浅识小道”，也就是琐屑浅薄的言论与小道理之意，正是小说之为小说的本来含义。

    在近现代中国，文学出现了高潮，这个高潮尤其是在“五四”以后最明显。“五四”以后，以鲁迅为代表的大量作家以唤醒中国人民、疗救国民灵魂为己任，要把国民意识唤醒，呈现出一个高潮。俄罗斯也出现过世界罕见的文学高潮，那主要是在十九世纪，集中出现了普希金、莱蒙托夫、谢德林、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屠格涅夫等一批大作家。不管是“五四”时期中国新文学高潮也好，还是俄罗斯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高潮也好，同时都有一个背景，就是这个社会撑不下去了，处在土崩瓦解的前夕，人们对文学怀有极高的期待。这种期待是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期待，期望文学家能够从上帝那里带来光明和火焰，把这个光明和火焰带给人民。

    泛漫让文艺成为消费

    在改革开放后，大多数文艺作品成为一种文化消费品，读了以后或者观看了以后，更多的不是出自对真理的期待，而是出于要调剂自己的生活、安抚自己的身心这样一种愿望。

    有这种愿望非常正常。六七年前，我参加过一个作家与院士的对话。好几位院士宣称自己对文学很有兴趣，也看小说。我就挺好奇，这些院士都看什么小说？吃饭的时候找他们打听，所有人都是一个回答：金庸。他们读金庸的小说。金庸的小说当然很好。但他们对金庸的期待显然与当年对鲁迅、对巴金的期待不一样。

    在这样一种要求下，我们的文艺生活、文艺格局大大地泛漫化了。

    泛漫是一个中性词。如果说泛滥，好像是在批评；如果说是大众化、人民化，又好像在歌颂。

    泛漫化指的是什么呢？主要就是指文艺作品数量越来越多。从1949年到1966年的文革前17年，全国出版长篇小说200多部，平均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不到12部。而现在，每年光出版纸质长篇小说就有1000部，在网上发表的长篇小说或许更多。这样一种泛漫化，从好的方面来说带来了文化的民主，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就是大量平庸的作品把比较精彩的作品淹没了。

    我认为，顶尖的文艺作品还得靠个别人，不可能靠大众。人多在很多方面都管用，但在文化上未必有用，1万个人同时写1部长篇小说肯定比单个人写差得多。所以，我们既要使文化有广泛性、泛漫性，又要保持对思想、学术、艺术、真理的不懈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