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在其《心书》一文中讲到如何知人时，提出了七条途径：其一，“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即从其对是非的判断来考察其将来的志向，看看是否胸有大志；其二，“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即提出尖锐的问题对其诘难，看其观点有什么变化，能否随机应变；其三，“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即就某方面的问题咨询其看法和对策，看其知识经验如何，具不具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其四，“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即观察其在困难面前的表现，看其有没有知难而进的勇气和处世不惊的良好心理素质；其五，“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即以美酒款待，看其个人品德如何，是否两面三刀，阳奉阴违；其六，“临之以利而观其廉”，即观察其在金钱财富面前的表现，看其是否能经得住物质利益的诱惑，是否能保持良好的心态；其七，“期之以事而观其信”，即托付其办事以视其信用如何，是一诺千金，还是信口开河。诸葛亮的这些观点很有现实意义。我们应该借鉴古人的经验，拓宽知人的思路。

    用人能否把握时机，与领导者的素质有着直接的关系。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汉武帝到郎署去视察工作，在那里他见到一位老者，这位老者衣服破烂，两鬓花白，步履蹒跚。汉武帝非常惊讶，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什么时候入的郎署？”老者答曰：“我叫颜驷，是江都人，在文帝的时候做的郎官。”武帝又问：“你怎么这样大年纪还是个郎官呢？”，颜驷回答：“文帝喜欢文人而我好武，景帝喜欢老人而我那时还年轻，而您喜欢青年我却已老了，所以，我虽然三朝为官却始终未能得到提拔。”武帝听了颜驷这番话，非常有感触，当即提升他为会稽都尉，以谢他的一番直言。

    这则历史故事告诉我们，用人的时机把握不好，就会埋没人才、荒废人才。时至今日，我们的一些单位仍然在论资排辈，使用人才不是靠能力，而是需要熬年头。这种状况虽然已在逐步改观，但其惯性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战国初年，魏文侯派大将讨伐中山国，碰巧的是，乐羊之子乐舒当时正在中山国为官。两军交战，中山国想利用乐舒迫使魏国退兵，乐羊不为所动。为把握胜局，乐羊对中山国采取了围而不攻的战略。消息传到魏国，一些谗臣纷纷向魏文侯状告乐羊因私损公。魏文侯不予轻信，当即决定派人到前线劳军，并为乐羊修建新宅。乐羊围城数日，待时机成熟，一举破城，灭了中山国。班师回朝后，魏文侯大摆庆功宴，酒足饭饱，众人离席后，魏文侯叫住乐羊，搬了一个大箱子令其观看，原来里面装满了揭发乐羊围城不攻，私利为重的奏章。乐羊激动地对魏文侯讲：“如果没有大王的明察和气度，我乐羊早为刀下之鬼了。”历史事件生动地表明，用人不疑是多么的重要。

     清代的曾国藩也很会用人。一次，李鸿章向曾国藩推荐三个人才，恰好曾国藩散步去了，李鸿章示意三人在厅外等候。曾国藩散步回来，李鸿章说明来意，并请曾国藩考察那三个人。曾国藩讲：“不必了，面向厅门、站在左边的那位是个忠厚人，办事小心，让人放心，可派他做后勤供应之类的工作；中间那位是个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的人，不值得信任，只宜分派一些无足轻重的工作，担不得大任；右边那位是个将才，可独当一面，将来作为不小，应予重用。”李鸿章很吃惊，问曾国藩是何时考察出来的。曾国藩笑着说：“刚才散步回来，见到那三个人，走过他们身边时，左边那个低头不敢仰视，可见是位老实、小心谨慎之人，因此适合做后勤工作一类的事情。中间那位，表面上恭恭敬敬，可等我走过之后，就左顾右盼，可见是个阳奉阴违的人，因此不可重用。右边那位，始终挺拔而立，如一根栋梁，双目正视前方，不卑不亢，是一位大将之才。”曾国藩所指的那位“大将之才”，是后来担任台湾巡抚的刘铭传。

    作为领导，并不一定要比所有的部属更有才干，关键是要看能不能将各有所长的一群人组织在一起，共同为实现组织的目标去努力。美国的钢铁之父卡内基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领导。虽然他已去世多年，但他的碑文却留给世人以永恒的回忆。碑文是这样写的：“一位知道选用比他本人能力更强的人来为自己工作的人安息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