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戊戌变法”领袖康有为来到了杭州。当时的浙江督军吕公望厚礼相迎，亲自安排康有为入住刘庄。康有为不仅是刘学询的广东同乡，而且年龄相仿，同时又都是光绪年间进士。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俩还是势不两立的生死对头。

　　这对仇家是怎么结成的呢？故事还得从刘学询一手缔造的商业神话说起。1886年刘学询考中进士之后，在翰林院呆了好几年，才混了个“候补道台”。“道台”是清朝的四品官，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市长。但是“候补道台”就没什么名堂了，它并没有实权，而且当时花钱都可以买到“道台”级别的官，所以像“候补道台”这样的虚职并不稀罕。刘学询觉得没意思，就辞官下海，做起了“闱姓”的生意。“闱姓”是晚清的一种赌博方式，利用科举考试竞猜中榜者。很快，刘学询就声名鹊起，成为一代“赌王”，人称“刘三国”，即“文可华国，富可敌国，妾可倾国”。

　　科举毕竟是清政府培养后备干部的主要渠道，操控着巨额赌资的“闱姓”赌商们，实际上已经深深地介入了国家干部人事体制的运作。作为“赌王”的刘学询，俨然成了地下“组织部长”，权倾一时。

　　对此，以“圣人”自居的康有为当然就看不下去了。康有为先后拉拢了两任御史，弹劾当时的两广总督谭忠麟，罪名就是包庇“巨蠹”刘学询。结果刘学询被处罚了100万两银子。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康有为成为清廷的“头号钦犯”，流亡日本。刘学询趁机报复，亲自监工刨了康有为的祖坟。刘学询和多任两广总督都交情甚深，其中包括晚清重臣李鸿章。1899年，刘学询还以大清密使的身份出使日本，外界盛传刘学询其实是为了去刺杀康有为。

　　康有为也不示弱，指示他领导的保皇党成员刺杀刘学询。1900年4月，刘学询从澳门回到广州，刚一登岸，就被刺客用手枪击中胸部，但最后竟然奇迹般的捡回了一条性命。

　　至此，刘康二人已经结下了血海深仇。那么，1916年康有为为什么还能大摇大摆地住进刘庄呢？因为就在刘庄建成的1905年，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度，这样一来，刘学询的“闱姓”生意就没法再做了。同时，他又在上海开设了中国第一家自来水公司和一家“信大钱庄”。不知道是因为赌博生意受到重创，还是因为转型后产业过多，刘学询与大清银行发生了债务纠纷，刘庄也就遭到查封拍卖，标价2000万两白银，但一直无人有实力问津。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新成立的民国政府认定刘学询所欠大清银行的贷款属于公款，便将刘庄充公，作为当时浙江省政府的高级会所。

　　这样，康有为才有机会受邀入住刘庄。仇家住进自己的庄园，这极大地伤害了刘学询的自尊心。他出售了自己在上海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沧州饭店、愚园路的愚谷村住宅和广州荔湾的刘园，终于赎回了刘庄。

　　这忍不住让人浮想联翩，如果换成是今天，上海和广州的这三套房产合起来，还能够换到一个刘庄吗？虽然这样的置换显然已经不可能发生了，但如果能够完成这样的推算，无疑可以成为中国房地产百年史的“封面文章”。

　　康有为一定也爱极了刘庄。在刘庄住了一个月之后，康有为干脆就在刘庄隔壁买了一大块地。而且，他要把房屋主要建在丁家山上，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俯视刘庄了。这座庄园建造历时4年，一直到1921年才完工。康有为取名“一天园”，又称“康庄”。他在山下立一山门，自题“康庄”二字在门上，左右有一副对联曰：

　　割据湖山少许，操草木鸟兽之权，是亦为政；

　　游戏世界无量，极水石烟云之胜，聊乐我魂。

　请注意，康有为用的是“割据”这个动词。康有为爱西湖不假，但在丁家山建造康庄多少有一些赌气的成分。毕竟入住刘庄给了他占领仇家领地的快意。有了康庄，丁家山就不再是刘学询的独立王国。所以，其实他要“割据”的，是刘学询的领地。

　　而且，就连庄园的名字也极具复仇的意味。虽然康有为在他的《一天园记》中解释说“园之在杭之西湖丁家山，山旧名一天山，吾以名吾园”，但实际上他很可能是在借园名痛骂仇家。饱读诗书的晚清进士们一定都知道汉代郑玄《易经注》中“天一生水”之说。所以，是“一天园”生出了“水竹居”嘛。意思就是说，我康有为的“一天园”是你刘学询“水竹居”的老子。这当然是我们的臆测，但康有为骂人不带脏话的水平还是有的。

　　更奇妙的是，刘学询和康有为这对生死对头，毗邻而居多年竟然也相安无事。1919年康庄还尚未完工，62岁的康有为在凤林寺(今杭州北山街香格里拉饭店)附近，遇见了一位正在西湖边洗衣服的19岁船家姑娘，就把她给娶了。这是康有为的第六位夫人。这也是房产对婚姻的一种影响吧。

　　1927年，康有为去世，正值北伐军进入杭州。国民党大佬张静江出任当时的浙江省省长，他下令查封康庄，理由是“保皇余孽，占据公产”。刘庄倒没什么事。毕竟，刘学询曾和孙中山还是颇有交情的，据说当年他还积极资助过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1935年1月，刘学询去世，丧事办得很隆重，杨公堤上一路素车白马。民国政要唐绍仪、汪精卫、黄绍竑等都或发唁电，或亲往哀悼。刘学询生前在刘庄建有刘氏家祠，祠后有呈扇形的10穴墓地，给自己和八房姨太太们都预留了生圹。但是，当时的留美博士周象贤担任杭州市长，为了整治西湖风景，他将西湖景区列为禁葬区。这样一来，刘学询就只能另葬它处了。

　　两年多以后，日本侵略军进入杭州。刘庄眷属在逃难之前，把家中的紫檀木家具全部沉入池塘之中。共和国成立后，杭州市园林管理局把它们打捞了出来，虽然经过十几年的浸泡，但家具基本保存完好，仅有少数地方脱胶而已。

　　杭州解放以后，刘学询的八姨太、刘庄最后的女主人范媛英变卖金银珠宝，每年缴纳刘庄的地价税，苦苦支撑了几年。1953年，范媛英差不多已经山穷水尽，于是把刘庄上交给了国家。从此，刘庄成为浙江省委第一招待所，上世纪70年代接待外宾时称为“西湖宾馆”，1986年开始改称为“西湖国宾馆”。

　　范媛英上交刘庄后，著名建筑师戴念慈在保留原有园林精华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设计，范围包括了刘庄和康庄。重建工程一直要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新刘庄建成后，毛泽东就几乎没有去刘庄住过。此前，毛泽东每到杭州必住刘庄。

　　刘庄曾被大清银行查封拍卖过，也被民国政府没收过，被康有为短暂地“占领”过，又被刘学询赎回过，最后被上交给共和国。刘庄约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堪称近现代以来杭州别墅史的绝妙序言。